苦难辉煌-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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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红五军攻打长沙，红军的兵力只有三四千人，何键的兵却有七团以上，但红军与何键部队接触的时候，何键部队都水一样的向红军投降。……现在红军进攻武汉的时候，又安知不会遇着这样的形势？假使是可能的——的确不仅是可能而且是必然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领导红军进攻武汉呢？让红军在远远的等候武汉工人暴动，恐怕只有书呆子会这样想。……”

其实敌人并没有“水一样地向红军投降”。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说，每次消灭白军，都是红军硬打死拼。红军的军事技术也还非常落后。占领长沙前在岳阳缴获了几门野炮和山炮，全军上下除了彭德怀和一名朝鲜族干部武亭，竟然无人会用。结果只好由军团总指挥彭德怀和武亭亲自操炮。

要总指挥亲自发炮的红军，也总算建立了自己的炮兵。有了炮兵的红军攻占长沙，不能不使中外震惊。

震惊的副产品便是满天飞的流言。

挨了李立三代表中央的批评的毛泽东和朱德，只有率领红一军团进攻南昌。他们在南昌周围示威而退，并未真正攻城，也误传成南昌被红军占领。

1930年8月4日，《国闻周报》头版醒目的大字标题《共产党陷长沙南昌》：

“近来中原鏖战，各省军队多征调前方，防务俱感空虚，共党乃乘机大起，于27日晚占领长沙，30日占领南昌。同时鄂北共党，更在花园方面截断平汉路，进占孝感，于是武汉亦感恐慌矣。”“三数日间，陷落两大省会，设武汉再有不幸，则长江上游均属共有矣。”

同期《国内一周大事记》则记载：“7月30日，星期三，共党占领南昌，各机关领馆均被焚，又向九江进攻。”

子虚乌有之事6天时间不得校正，臆想中之杀人放火也上了堂堂正正的“大事记”，国民党方面也确实慌张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

战场上的对手阎锡山、冯玉祥抓住时机，立刻给蒋介石扣上“放任共匪”、“纵共殃民”的帽子。

真真假假的消息和压力掺和一起，极大地震动了蒋介石。

就在李立三沉湎于“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之时，蒋介石从河南前线向南京发出密电，要求立即任命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为“鄂、湘、赣三省剿匪总指挥”。同时嫡系教导第三师首先抽调南下。

中原大战尚未结束，蒋介石开始准备“剿匪”战争了。

对苏区旷日持久的“围剿”，由此拉开帷幕。

帷幕还未拉开，“立三路线”已经宣告结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这位要求苏联停止五年计划准备支援中国的革命战争、要求外蒙古回归中国的李立三进行了快速而坚决的反击。

蒋介石不知道这些。也不需要知道。在中共中央忙于清理“立三路线”之时，他开始了他的“围剿”。

一发而不可收。

第一次“围剿”，兴兵10万，以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指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

第二次“围剿”，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总指挥，兴兵20万，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第三次“围剿”，用兵30万，蒋亲任总司令，分路围攻，长驱直入。

第四次“围剿”，蒋自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委何应钦任“赣闽粤湘剿匪总司令”，先以30万兵力围攻鄂豫皖苏区，10万兵力围攻湘鄂西苏区，得手之后再集兵50万进攻中央苏区；军政并进，逐步清剿。

第五次“围剿”，则集兵百万，几乎倾全国之兵；其中用于中央苏区50万。其嫡系部队倾巢而出。蒋自任总司令，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严密封锁，发展交通；以静制动，以守为攻。

为了剿共，兴兵不可谓不多，战略战术不可谓不周密。确实是倾注了心血，确实是有十八般武艺就用上了十八般武艺，有十八般兵器就用上了十八般兵器。

第一次“围剿”，他便悬赏五万光洋，缉拿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同时宣称“期以三月，至多五月，限令一律肃清”红军。似乎仍是当年在上海滩完成一笔期货交易。

1930年12月5日，蒋介石亲乘军舰由南京赴九江，指挥“剿共”。

样子是做出来了，但内心仍然对朱毛彭黄红军瞧不起。

蒋介石收买地方军阀，出手就是数十万、上百万；拉拢阎锡山这样的大军阀甚至一次以上千万元相赠。相比之下，对红军领袖，他的出价是不高的。

此时他业已制服拥兵20万的唐生智，压垮拥兵30万的李宗仁、白崇禧，收编拥兵近40万的张学良，又刚刚打败拥兵70余万的冯玉祥、阎锡山；普天之下，眼空无物，根本不把赣南的3万红军放在眼里。他只到江西草草转了一圈，带领幕僚游了一趟庐山，便将指挥大权交给鲁涤平，返回南京坐等胜利消息了。

胜利消息没有等来。等来的是顺赣江漂流而下的“围剿”主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的首级，以及总指挥鲁涤平一封悲痛万分的电报：“龙冈一役，十八师片甲不归。”

何应钦、鲁涤平在南昌泪水涟涟、凭棺哭吊；蒋介石也在南京大叹“呜呼石侯（张辉瓒别号），魂兮归来”；第一次“围剿”在葬礼中悲悲戚戚地结束。

第二次“围剿”开始，便想“以生力军寒匪之胆”。于是除原有部队外，特增调王金钰第五路军、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人赣参战。

“生力军”却不愿生力。

王金钰左推右挡，迟迟不动。直到蒋介石许以江西省主席，才勉强带领其北方部下开拔。一路说是有共军骚扰，走走停停，甚为迟缓。

孙连仲的部下则开始破坏南下的铁路和车辆。该部半年前还在中原战场与蒋军血战，现在调头去充当蒋军炮灰，转变实难。

待蒋介石、何应钦软硬兼施，将王、孙两部连哄带压弄到指定地点，原定作战发起时间已经仙逝了半个月。

以非嫡系军队剿共，本是心中暗自盘算的一箭双雕。但有时候心思算计过精了，反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第二次“围剿”又是惨败。

到这时蒋介石还以为是杂牌军队“围剿”不力。于是开始动用其核心主力。

从第三次“围剿”开始，蒋军嫡系赵观涛第六师、蒋鼎文第九师、卫立煌第十师、罗卓英第十一师、陈诚第十四师压了上去。这五个师十万人都是蒋介石黄埔起家的老本，可见决心之大。

如此之大的决心仍然不能换来成功，蒋介石才真正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用一个晚上就可以摧垮共产党人在城市中的组织。面对武装割据的工农红军，三次“围剿”却无损朱、毛一根毫毛。

他头一次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无奈。

就在毛泽东告诉林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后，把共产党人从城市赶向乡村的蒋介石，也开始发现“星火燎原”的问题了。

他颇感沉痛地说：“瑞金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并且开辟了鄂豫皖区、鄂中区、鄂西区与鄂南区，包围武汉。其扰乱范围，遍及于湘、赣、浙、闽、鄂、豫、皖七省，总计面积二十万平方公里以上，社会骚动，人民惊惶，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

取代鲁涤平为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的熊式辉，也在1933年4月1日密电蒋介石：“现在匪势益张……小股逐渐蔓延，坐视其大而莫能止。资溪、黎川为赣闽浙间要地，失陷数月不能收复，近且进扰南城、金溪、赤化民众，如火燎原。”

国民党人虽然不情愿，也不得不开始直面星火燎原的中国革命局面。

所以第五次“围剿”便倾全国之兵。各地除留守部队外，凡能机动的部队都调来了，嫡系部队更是倾巢而出。堡垒封锁，公路切割。远探密垒，薄守后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

眼看得手，将红军压向一块狭小地域围而歼之了，共产党人又有了长征。

一条红色铁流，蜿蜒逶迤二万五千里。任围追堵截，始终不灭。

蒋介石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对手。

尽管这个对手自己也没有想到前方还会有雪山草地、泸定桥、腊子口，还需要二万五千里长征。

二、战场与战将（一）

平心而论，“围剿”不成，并非蒋介石的部下不能打仗。

国民党方面不乏善战之人。蒋介石手下就有著名的“八大金刚”：何应钦、钱大钧、顾祝同、刘峙、陈继承、陈诚、蒋鼎文、张治中。

人们皆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有“朱毛”之称，却鲜知中国国民党领导的黄埔党军也曾被称为“蒋何”。

一度与蒋介石并列的何应钦，生于贵州兴义县泥荡村。1906年贵州开办陆军小学，规定每县保送一人，何应钦时16岁，以兴义县第一名成绩保送。陆小毕业再保送武昌陆军第三中学。1909年秋，陆军部从三个陆军中学考选20名学生赴日深造，何应考入选，进入东京振武学校。

何应钦是以优异成绩开路的，却不知道振武学校有一个高他两年级叫蒋志清的同学也是如此。1906年，蒋志清报考陆军部全国陆军速成学堂（即后来的保定军校）。当时浙江省报名者千余人，仅招收60人，其中还有46名由武备学堂保送，自由招考名额仅有14人。蒋志清被招生甄试挑选出来，入千分之十四以内。

蒋志清即后来的蒋中正，字介石。

何在振武学校不认识蒋志清。蒋受“坚船利炮”的现实影响，选学炮科；何则以传统的“步战决胜”为信条，选学步科。后来辛亥革命爆发，两人返国，皆在沪军都督陈其美手下任事，蒋任沪军第五团团长，何任都督府训练科一等科员，两人仍然不识。历史的这两个交汇点，蒋、何都没有相遇。

两人知遇是在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兴办之日，却正是何应钦落魄之时。

何由日本返国后回其家乡贵州寻求发展。初被黔军总司令王文华宠信，后与贵州督军刘显之外甥女结婚。贵州两大实力人物皆与何有缘，可谓是春风得意，大树乘凉，前途无限光明。当时黔军一共有三个混成旅，何出任第五混成旅旅长，后又任贵阳警备司令。

但好景不长。1920年，贵州政局突变。黔军总司令部特务团团长孙剑峰发动政变，何被迫辞去所兼各职，被挤出贵州，赶到云南。

在昆明又遇行刺，身中两枪。一枪在胸，一枪在腿。胸部子弹幸未贯穿，留下一条性命。黔军这两枪让何应钦在昆明的法国医院住了半年。自幼立志从军报国，但最先尝到的枪伤，竟是来自自己人的子弹，这不能不使他受到极大的震撼。

也彻底破灭了他对贵州事业的梦想。

出院后他即去上海，闲住将近两年。所携不到一万元的旅费，不够过长期公寓生活，不得不为前途打算。想去广州，但眼见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失势，粤局前途不妙；想去北京，又苦与北洋系实权人物无甚机缘。焦灼之间，得悉建立黄埔军官学校，蒋任校长。他与蒋虽无深交，却与王柏龄相熟。于是托王向蒋介绍。

本来黄埔党军是应该称为“蒋王”而不是“蒋何”的。

王柏龄与蒋介石关系非同一般。两人在保定军校同时考取留日生，一同赴日，且同学炮科。1916年5月，居正在山东青岛成立中华革命党东北军，蒋任总司令部参谋长，王柏龄任参谋；后蒋出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行营参谋长，便电邀王到广州，任大元帅府行营高参；后来成立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军校入学试验委员会，王柏龄的排名皆仅次于蒋。军校正式开办，他立即被委任为少将教授部主任。

当时蒋苦于人手不够，正在极力网罗日本士官同学协助。听了王柏龄的介绍，便以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身份，电召何应钦赴广州；何到后即被委以重任，先是主持考选军校干部，后出任军校总教官，兼教练部主任，成为仅次于王柏龄的人物。

历史偏爱有准备的头脑。挨过两枪的何应钦，在一番跌荡起落之后，对历史的机缘作好了充分准备。

黄埔党军之所以未能称为“蒋王”，而被称“蒋何”，问题皆在王柏龄自身。

王是蒋介石在黄埔军校视为心腹股肱的头号人物。但他对教学兴趣不大，成天不务正业，去广州吃喝嫖赌，抽鸦片，每每有事找不着。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处在怎样一个历史关口，处于一个怎样有利的地位；而在这个关口这个地位，稍微谨慎一些、敬业一些、“每每有事”找得着一些，历史将会向他提供多么丰厚的报偿。

何应钦与王柏龄的不一样，恰恰集中在这里。他无不良嗜好，且以军校为家，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无论上班下班，一找必到。于是蒋对何日加信任，开始把托付王柏龄的事交他去办。何见蒋对自己如此信任，大为感激，带领属下刘峙、顾祝同、钱大钧、陈继承等一批军事教官越干越出色。蒋则更欣慰地认为总教官没有选错，两人关系愈加密切。1924年年底，黄埔组建党军，第一期毕业生编为两个教导团，蒋任命何为第一团团长，王为第二团团长，何之地位开始超过王。

蒋的视线由王转向何的关键，还是通过实战。

1925年1月，陈炯明分兵三路进攻广州，大元帅府成立东征联军，分路迎击叛军。何应钦率领教导第一团沿广九铁路开进，担任攻击淡水城之主力，王柏龄率领教导第二团作为预备队。这是黄埔学生军成立以来首次投入实战。何应钦为消除官兵紧张心理，率部一面行军，一面搞野外演习，每天只走一二十里，部队还以为是实弹演习。结果攻击淡水城第一团打得勇猛又放松。攻击拂晓发起，正午突入城内，全歼守军一个旅，缴枪千余支。

第一团城内告捷，第二团却城外败北。王柏龄率领第二团没用上攻城，却与后续增援之敌遭遇。战斗一展开，王柏龄临阵脱逃，第二团部队立即败退。何应钦得知城外战况危殆，立即命令本团第二营营长刘峙率全营出城反攻。此时已是黄昏，敌军在昏暗中以为出城部队是逃出来的自己人，及至跟前才看清是黄埔学生军端着雪亮的刺刀冲锋，措手不及，纷纷溃退。

第一团完成了攻城任务又挽回第二团的颓势，何应钦首战告捷，名声大振。

淡水一仗，使蒋介石看出来，领兵打仗，靠王柏龄是不行的。于是以教导一团一营长钱大钧接替王柏龄，出任教导二团团长职务。

何应钦漂亮地完成了事业开局。

但真正奠定何应钦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的，是棉湖之役。

此役是黄埔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何应钦率领教导一团为决战主力，于3月12日在棉湖西北山地与陈炯明部林虎之主力相遇。战斗从拂晓直到下午4时。第二团由于行动迟缓，未能及时攻击敌人侧背，结果敌军全力对付第一团。第一团迎击十倍于己之敌，压力巨大。双方不顾一切，都将总预备队全部投入战场。至午后，何部官兵伤亡三分之一以上，整个战线开始动摇。一位营长见官兵伤亡将尽，失声痛哭。几股敌人冲到了指挥所附近。何应钦当年的司书回忆说：

此次战役，存亡之机，间不容发！假如何先生，不决心牺牲自己，则阵线动摇，教导第一团，势必全被敌人消灭；敌人便乘势进攻我孤立无助的第二团，第二团亦被各个击破，无法幸存。于是黄埔训练数年的成绩，殆不免同归于尽，革命的前途，也就不可得而知了。

何也认识到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只有拼死一战。他一面严令部队不论伤亡多大，都须坚持，不容稍退；一面亲率卫士队机枪排反击突入的敌军。双方犬牙交错，险象横生，战况甚为惨烈。幸而钱大钧的第二团于下午5时绕过敌后，攻入敌司令部，直入夜幕，敌军终于渐渐不支而退。

当然，关键还是黄埔军能打，教导一团能打。作为预备队的粤军许济旅中午赶到，一个团拥上去，才不到半小时就被敌人打瘫了。教导一团却连打带顶带反击，任伤亡再大也坚如磐石。而黄埔学生军的英勇善战，从此威名远扬。

棉湖之役当天，蒋介石和苏联顾问加伦将军皆在何应钦的指挥所。蒋事后云：“棉湖一役，以教导第一团千余之众，御万余精干之敌，其危实甚。万一惨败，不只总理手创之党军尽歼，革命策源地亦不可复保。此战适当总理逝世之翌日，盖在天之灵有以默相其成也。”

此战若败，党军尽歼，那么也就绝对没有了后来的蒋介石。于是蒋将3月12日作为纪念他与何应钦同生死、共患难的纪念日。

党军的“蒋何”之称，由此役后广泛传开。

蒋介石最念何应钦的是棉湖之役，何应钦自己最得意的则是龙潭之役。

1927年8月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孙传芳率部反攻南京。当时南京只有警备师及第二十一师守卫，顶不住孙军攻势，3天下来溃兵便到了麒麟门。何应钦深知此战一败，不但江浙闽赣皖5省重归孙传芳，北方的阎锡山也不会加入北伐行列，甚至北伐军能否回广东重整旗鼓也大成问题；于是率不满300人的特务营亲临前线。溃败官兵见何应钦来了，大呼：“总指挥到了！怕什么？冲回去！”居然一举夺回东阳镇，稳定住已溃败之局面。这时恰逢白崇禧从上海筹款返回，因铁路破坏受阻于无锡车站，临时用车站的民用电话指挥沪杭一带部队反击，形成对孙传芳的前后夹击之势，孙部攻势大挫。

龙潭一役为北伐成败关键。此役全歼孙军50000人，缴枪40000支，何应钦获“捍卫党国”奖旗一面。

何应钦用兵谨慎细致，颇有眼光和头脑，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中也表现不凡。令蒋颇为头痛的桂系第四集团军，几乎就崩溃在他手里。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何应钦任讨逆军总参谋长，帮助蒋介石运筹方略，一举打败桂系。同年11月，张发奎与桂军联合反蒋，何应钦又主持讨伐张桂联军。12月张桂联军刚被平定，驻郑州之唐生智与驻安徽之石友三又兴兵反蒋，何应钦再度走马武汉，主持讨唐一事。1930年1月唐通电下野，何应钦获一等宝鼎勋章。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后，蒋介石率全部主力北上与冯、阎作战，何应钦在武汉行营坐镇后方，指挥一堆杂牌军对付倾巢出动、骁勇善战的桂军。桂军占领长沙、直逼武汉时，形势一度非常紧张。他蹲在满铺军用地图的作战室地上用铅笔勾勾画画，冥思苦想，把个军用地图标得五颜六色，不向蒋要增援就拿出了解决办法。

他以夏斗寅部死守岳阳，将火车全数开往武汉，否则就地炸毁；又命溃败的何键部退入湘西而不退向武汉，既免武汉受溃兵之扰，又使桂军侧翼受到威胁，不敢长驱直入；最后以粤军精锐蒋光鼐、蔡廷锴两师，跟踪追击桂军后尾，以湘军李韫珩（李抱冰）部支援蒋、蔡两师，共同夹击桂军战略重地衡阳。

衡阳被占，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被迫掉头回击粤军。何键部乘势从湘西进袭长沙。东、北两路也有何应钦指挥的军队压向桂军。衡阳一役，桂军遭建军以来空前大败，只有少部分部队逃出何应钦布置的三面夹击，避免了全军覆灭。但也几乎因此丧失了老本，从此一蹶不振。

独自对付了桂军的何应钦，不但不要蒋介石增兵，还能抽出手来，调三个师到津浦线支援北线蒋军主力作战。

享有“干才”之誉的何应钦，当之无愧地坐在蒋介石“八大金刚”中的头一把交椅。

所以蒋介石调兵遣将开始“围剿”红军时，头一个想到的，便是何应钦。

就在蒋、冯、阎的中原大战尚未结束之时，蒋介石便从河南前线向南京发出密电，要求立即任命何应钦为“鄂、湘、赣三省剿匪总指挥”。

北伐与新军阀混战中无役不与、无往不胜的何应钦，三次指挥对红军的“围剿”作战，却三战败北。

何应钦在第二次“围剿”中担任总司令，亲自制定“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方针，集中4个军、11个师共计20万兵力，组成一条800里长的弧形战线拉网推进，席卷红军。结果却被红军横扫700里，损失30000人，丢枪20000支。

第三次“围剿”他担任前敌总指挥，用“长驱直入”方针连连扑空，始终找不到红军主力所在，陷入盲人骑瞎马的苦境；不经意之中又被红军消灭17个团，俘虏20000余人。

第四次“围剿”何应钦任赣粤闽边区总司令，实际是“围剿”中央苏区的总指挥，却弄得三个主力师被歼，两个师长被俘，连蒋军精锐十一师也未逃脱覆灭命运，败得最惨。蒋介石因此雷霆震怒，撤前敌总指挥陈诚之职杀鸡儆猴，还叹曰：“唯此次挫败，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何应钦找了个借口回南京，再不参加这样的“围剿”。一想起与红军作战和蒋介石怒不可遏的训斥，“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的首先便是他。

虽同是蒋介石“八大金刚”，但刘峙与顾祝同最得何应钦信任，又被人称作何应钦的“哼哈二将”。

顾祝同与共产党有两笔账。

一是第五次“围剿”中任北路军总司令，直接指挥蒋军主力进攻中央苏区。先抢占黎川，切断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继在浒湾战斗使红三军团、红七军团严重受损；三在大雄关使红一军团、红九军团蒙受重大伤亡；四则强攻广昌、建宁、古龙冈；血战高虎脑、万年亭；最后再陷石城，迫使中央红军提前长征。

红军突围长征后，在后尾紧追不舍的薛岳、吴奇伟、周浑元部共9个师，皆为顾祝同的北路军部队。

二是抗日战争中发动皖南事变。蒋介石原以为需两至三个月、最少也需一个月才能吃掉项英、叶挺率领的9000余新四军精锐部队，结果实际战斗只用了7天。其中与项英、叶挺的先后指挥失误有关，也与顾祝同的精心谋划和指挥相联。

如果说顾祝同与共产党最少有两笔账，那么刘峙最少就有三笔。

第一笔是1926年中山舰事件，刘峙任党军第二师师长，蒋介石召集卫戍部队讲话，他紧跟着宣读要逮捕的共产党人名单，随即扣押了第二师和海军中所有党代表及共产党员。当晚，包惠僧质问刘峙为何如此，刘回答说：“我也不完全了解，我是以校长的意思为意思，校长命令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第二笔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事变前蒋介石问上海警备司令白崇禧需要多少部队，白答：“只要调出薛岳之第一师，留下刘峙之第二师及周凤歧之二十六军便够了。”蒋、白皆认为刘峙是反共最坚决的力量。第二师旋即进入上海，原第一师驻防的闸北兵工厂、吴淞口一带，均被第二师接防。

第三笔是1932年6月，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刘峙任中路军副司令官（司令官为蒋介石），指挥6个纵队和一个总预备队计16个师另2个旅，“纵深配备，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攻占鄂豫皖根据地的心脏新集和金家寨。蒋介石高兴异常，以刘峙的字改新集为“经扶县”，以刘峙麾下第六纵队司令卫立煌之名改金家寨为“立煌县”。

其实，攻占金家寨的原本应该是蒋介石的另一个金刚：陈继承。

陈继承长期为刘峙部下。1926年中山舰事件，他在刘峙的第二师任第四团团长，将该团官兵集中于北校场，党代表、政工人员和中共党团员一律被缴械拘禁。后来参加对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围剿”，担任刘峙的中路军第二纵队指挥官，指挥四个师担任主攻。陈继承8月13日占黄安；9月上旬占新集，14日克商城，三处皆为鄂豫皖根据地的核心地带。唯有在金家寨遭到顽强阻击无法前进，让卫立煌抄小路立了头功，否则蒋介石就不会叫金家寨为“立煌县”而要叫“继承县”了。

因陈继承作战异常卖力，甚至不惜拼光，蒋介石调他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陈继承率领第三纵队，1933年11月在阳新、紫金山一带布置伏击阵地，使红九军团第三师陷入伏击，部队损失达三分之二。1934年4月，蒋又令陈继承任湘鄂赣“剿匪”总指挥。陈到任后指挥部队包抄龙门山区的中共湘鄂赣省委，省委几次突围未成，机关和部队一千多人大部分牺牲。

红军长征突围后，蒋介石让陈继承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攻下鄂豫皖苏区首府新集的是刘峙，攻下中央苏区首府瑞金的是蒋鼎文。

国民党军队战史评价蒋鼎文“勇敢善战”，属于能打敢拼的人。但首先发现他的不是蒋介石，而是苏联顾问加伦。一次黄埔军校学生野外演习，观操的加伦将军当场就战术上的几个动作，连续向担任连指挥的学生队区队长蒋鼎文发问，一旁的蒋介石都为他捏一把冷汗。但蒋鼎文应付自如，对答如流；加伦对蒋介石说了一句“这人可以重用”，从此奠定了蒋鼎文飞黄腾达的军事生涯。

苏联顾问首先发现了他，他对苏联顾问却并不客气手软。1926年中山舰事件发生，率第五团包围苏联顾问团和省港罢工委员会、强行收缴顾问团卫士和罢工委员会枪械的，就是这位加伦将军发现的蒋鼎文。

关系黄埔党军生死存亡的第一次东征棉湖之役，蒋鼎文接任教导团第一营营长，于棉湖西北山地向林虎部主力发起勇猛冲击时，胸部中弹，被送进医院抢救。蒋介石当即犒赏5000元，并在撰写黄埔一期同学录时，亲笔在前言提及“蒋营长鼎文等十余人尚在危病中，死生未卜”。

何应钦不信蒋鼎文如此奋勇，怀疑是怯敌背逃时为流弹所伤。派人验明，子弹是从左肋穿入。枪伤也不争气，侧面穿入的子弹，即可说明伤者在进，也可说明伤者在退。独蒋介石宁愿相信其忠勇，因此在医院伤期内，蒋鼎文就被升任教导第一团中校副团长，很快又调任第二师五团团长。

如此英勇的蒋鼎文，却在“围剿”红军中被打怕了。

1931年6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蒋鼎文任第四军团总指挥，率第九、第五十二两师从南城地区进犯。蒋介石原想压迫红军于赣江东岸消灭之，7月底发现红军主力转移到兴国地区，便命蒋鼎文率部向兴国急进。红军以一部伪装主力向赣江方向佯动，主力却于8月4日晚，穿过蒋鼎文部和蔡廷锴部之间20公里的空隙，跳出合围。待蒋鼎文反过身来对君埠以东的红军集中地取大包围姿势，第九师二十七旅却在老营盘突遭红军奇袭。他急令二十六旅驰援，中间一道山又被红军占领，增援不及。激战数小时，二十七旅遭全歼，八十一团团长王铭被俘。第九师是蒋鼎文的基本部队，这一损失使其分外心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9月15日第五十二师又在方石岭受红军袭击，全师倾覆，连师长韩德勤也被俘虏。幸亏韩德勤滑头，隐瞒了身份化装成伤兵，才侥幸逃回；蒋鼎文自己则在黄土坳陷入红军三面包围，幸逢蔡廷锴率军及时赶到，才得解围，惊魄稍定。

蒋鼎文指挥作战，在此之前一直是占便宜不少、吃亏不多。第一次参加“围剿”就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