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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辉煌-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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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这种坦荡带来的问题是：至今我们都知道他的错误在哪里，却很少有人能说出他的功劳在何处。
于是也就弄不清什么是个别，什么是历史，弄不清为什么历史如此藐视个别。
这是中国革命中一位极富悲剧色彩的人物。几十年忘我奋斗无人知晓，三个月的错误却结结实实检讨了三十多年。最初因为横冲直撞的性格被人称作“坦克车”；最终却像绑缚山崖任苍鹰一遍又一遍啄食的普罗米修斯。
开国大典中，人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李立三作为全国总工会的代表，站在毛泽东身边。
50年代末，他到东北考察后提出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工业管理原则，被毛泽东概括为“鞍钢宪法”。
1967年6月22日，文化大革命炉火正红之际，李立三服用大量安眠药自尽。
1980年中共中央为他举行平反昭雪追悼会。骨灰早已无影无踪、被随便扔掉了。覆盖着党旗的骨灰盒里面，只装着他生前戴的一副老花镜。
李立三生前最喜欢明代爱国将领于谦的《石灰吟》。他的命运恰是如此：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在刘长胜带来李立三编制的密码之前，张浩带来了一个比沟通联络更加重要的消息：斯大林不反对红军向北和西北发展，靠近苏蒙边境。
这时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已失去联系达14个月。张浩的消息是一股扑面的春风，更是一个天大的喜讯。张闻天立即连续写信给在前线的毛泽东等人，通报张浩带回来的这个重要消息；主张根据斯大林建议，迅速经宁夏靠近外蒙，以取得技术援助并建立战略根据地。
毛泽东也非常兴奋，12月1日电张闻天：“关于红军靠近外蒙古的根本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这个方针是使中国革命战争，尤其不久就要到来的反日民族战争取得更加有力量与更加迅速发展的正确方针”。
中共中央开始准备作出战略和策略上的重大转变。
这个转变就是瓦窑堡会议。
12月17日，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举行扩大会议，确定“抗日反蒋”策略方针。
12月23日，专门讨论军事方针及打通国际路线的问题。会议一致决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直接作战，使红军发展成为抗日的主力军。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1936年红军的战略方针和任务是“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其中以打通苏联为中心任务，以山西和绥远为红军行动和发展苏区的主要方向；以便把“苏联红军和中国红军在反对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基础之上结合起来”。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曾多次提出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设想。
遵义会议后，领导权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但严重的军事危机并没有消除。面对蒋介石亲自出马指挥中央军、黔军、川军、滇军的围追堵截，中共中央不得不一再变更作战计划和战役方针，指挥红军奔波于云贵川三省之交。部队长期处于无立足处的超强度征战之中，缺乏休整补充，减员现象严重，指挥员中也一直存在不同意见。迅速开辟一个稳固的根据地，已成为决定红军命运前途的紧迫问题。
关键是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向。当时局面异常严峻。几万红军东返内地，已不可能。向南不是入桂就是入滇，这两省皆是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实力派统治巩固，打出一个局面非常困难。向西也是少数民族地区，粮缺人稀。唯一可行的是向北发展，接通苏联，以取得国际援助。
1935年6月16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联名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提出：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战略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打通国际路线。
这是在失去中央苏区9个月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本人反复思考的结果。
1935年6月26日，毛泽东在与四方面军会合的两河口会议上再提在适当时间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打通国际路线问题。6月28日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议：“背靠于甘、青、新、宁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地向东发展。”
8月4日至6日的政治局沙窝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说，“西北地区的特点，是统治阶级最薄弱的一环，帝国主义势力最弱的地方，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地方，因靠近苏联在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西北地区的困难是人口稀少，物质条件缺乏，交通不便，气候条件不好等，这些都能克服。”所以“要用全力实现在西北，首先是陕甘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当时认为，只要得到苏联帮助，西北地区的困难便不那么可怕了。
与张国焘分裂后，这一方针的实现变得更加迫切。
在中央红军单独北上的9月12日俄界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报告说：“当前的基本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的联系，整顿和休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同时指出，中央过去曾反对主力打到苏联边界去的方针，主张在陕甘创造苏区，但现在不同了，“因一、四方面军已经分开，张国焘南下，使中国革命受到相当严重的损失”。
中央红军脱离根据地作战整整一年，部队由出发时的8万6千人锐减为不到一万人，却仍然没有找到立足之地，仍然在苦苦探寻。那种紧迫急切的心情，绝非我们今天把蜿蜒逶迤的跋涉路线看成一条红色飘带那样浪漫和诗意的。
那是一支军队的生死存亡。进而是一个政党的生死存亡。今天有很多人想走一走当年红军的长征路线。很多人真的走了这条路线。但即使你一步不差地走完全程，除去品尝到的艰苦，你能品尝到天空国民党飞机丢炸弹、地面数十万大军围追堵截那种九死一生的危险吗？
死亡随时在身边。覆灭随时在身边。被包围、被分割、被切断随时在身边。那种日复一日不得不全副身心投入的残酷斗争，绝非我们今日想象的那样指挥若定、豪迈潇洒。毛泽东在四渡赤水期间高度紧张，两次出现指挥失误；温和宽厚的朱德先对黄克诚、后对宋任穷两次发火；从不叫难从不叫苦的周恩来说“相当艰难困苦”；一贯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林彪又写信又打电话要求改变军事领导；经历无数征战被誉为“军神”的铁汉刘伯承扶着泸定铁索竟潸然泪下……
这些现象你单独审视，可以对有的理解有的指责有的遗憾有的感动，集合起来，你才能感觉出它们是多么的不可分割。正是从这种不可分割之中，你才能真正感觉出中国共产党人当时面临的局面有多么严重。
毛泽东一再提出靠拢苏联，还有什么不可理解吗？
当时北上的红军战斗部队只剩不到一万人。红军在如此弱小的情况下，如果不设法打通国际路线，背靠苏联，很可能不得不永远打游击战争。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谈到严重局面时，说“这是党内空前未有的”。他已经作好了分散游击的准备。
所以后来毛泽东高度评价徐海东和刘志丹。陕北那块苏区使北上的红军终于找到了立足之地，打通国际路线才不再是迫在眉睫的生死存亡问题。紧迫的问题变为“保卫、扩大陕北苏区”了。
中共中央当时之所以多次改变或推迟靠近苏联的方针，除时机、条件等因素制约外，关键还在于不了解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的态度，担心一旦行动，使苏联陷于被动。此次斯大林主动表示愿意帮助中国红军，无疑对中共中央是极有吸引力的。
但在红军队伍中，对打通国际路线一直存在不同看法。
首先是李德。他认为这样做会引起国际纠纷，危及苏联安全。两河口会议前后，他就对毛泽东提出的靠拢苏联不以为然。1936年1月27日，红军主力东征前夕，李德写信给中共中央，反对瓦窑堡会议确定的以打通苏联作为主要战略目的，“在我们方面应当避免能够引起苏日冲突的行动”；“没有到绥远去的必要，没有必要接近外蒙古”。
第二种意见是张国焘，认为使红军远离中国内地靠拢苏联，是畏缩退却。
李德主要站在苏联利益的角度上。张国焘当时满脑子都是打成都。他们考虑的，皆非当时红军所处的实情。
林彪与彭德怀也对红军发展的战略重点提出不同意见。
这是中央红军的两员主将。出发点与着眼点与李德、张国焘完全不同。
两人虽然主张发展的方向不一样，但都不主张以打通苏联为第一要务。
直罗镇一战打败东北军的进攻后，林彪流露出他想带一些部队去陕南打游击。瓦窑堡会议之前，中共中央征求各军团主要领导干部对战略问题的意见。林彪抓住这个机会给中央写信说：开辟陕南比在陕北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更重要，更有意义。他开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要求名单所列的红军指挥员都跟他南下发展陕南。
毛泽东批评了林彪的这封信。
12月21日，毛泽东与张闻天致电彭德怀并转林彪：“在日本进占华北的形势下，不能把陕南游击战争提到比陕北等处的游击战争还更加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后者是更重要的。尤其不能把游击战争提到似乎比主力红军还更重要的地位（如提出红军主要干部去作游击战争），这样的提法是不妥当的。林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是同我们有些分歧的。中央认为有当面说明之必要。现在前方军事不紧张，因此仍望林来中央一行，并在此一个时期，这于林是有好处的。”
毛泽东这个电报对林彪的批评比会理会议说他“是个娃娃”严重得多。但林彪有他自己的处理方法。他没有到中央去，更不可能实现毛泽东设想的“并在此一个时期”。相反他于12月26日再发一个电报，坚持“我还在期待中央批准我打游击战争”。
林彪个性中这种倔犟，决不仅仅是1970年庐山会议后拒不检讨才刚刚表现。
毛泽东没有回复林彪这封电报。
林彪主张向陕南发展。彭德怀则主张巩固陕北。
1936年1月，彭德怀在甘泉指挥作战，收到毛泽东关于东征决策的电报，阅后思虑再三，1月26日回电毛泽东，坦陈自己的意见。
彭德怀认为：陕北东侧黄河，北靠沙漠，西面人烟稀少，敌不易对我形成“围剿”局面，是红军活动的好后方，应该巩固发展这块根据地；但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合后，人数大增，陕北贫瘠，红军发展有一定困难，要同南面的东北军和西北军打仗，还可能把在河南的蒋介石嫡系军队引进西北，这是不利的一面；东渡黄河在吕梁山一带创建根据地比较理想，可虑之处是一怕渡不过去，当时红军刚刚结束长征，体质很弱，人数也少，包括刘志丹、徐海东两部分才13000人；二是过去后，在蒋军大增援下，能不能撤回来，不能因此再失去陕北这块根据地。
彭德怀以后回忆说：“我这种想法，反映了当时红军体质弱的实际情况以及长征中没有根据地的痛苦教训。”
这就是东征前后，围绕巩固发展现有苏区和打通苏联这两个任务出现的争论。
李德称红军东征打通抗日路线的行动是“想挑起日苏战争”，不足为虑。
林彪提出在陕南打游击战争，向南发展，势必同正在与红军商谈联合抗日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发生冲突，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再乘机进入西北，就将陷我于大不利，也不现实。
所以张闻天坚决支持毛泽东将重点放在打通苏联的意见。他认为应该吸取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局促于一个地区并不能巩固。红军行动应更加广泛、更加灵活一些；扩大与巩固，现在应该特别着重于扩大。
但彭德怀的意见却不能不考虑。彭德怀则认为，从兵力看，东征的目的主要是调动占据绥德、吴堡一线的晋军回援，求得在运动中消灭晋军主力和巩固河防，不宜实施战役上的进攻和转移，特别要防止出现任何脱离陕北苏区的可能性。他为此两次致电政治局：“陕北苏区是中国目前第一个大苏区，是反蒋抗日有利的地区，是全国土地革命、民族革命一面最高旗帜”；并说毛泽东“过去坚决扩大红军苏区的方针”应当继续坚持。
1月3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东征问题。
会上争论很大。
毛泽东最后说服了大家。
说服也是有所改变的说服。
毛泽东规划的东征，以山西和绥远为红军行动和发展苏区的主要方向；以打通苏联为中心任务，以便把“苏联红军和中国红军在反对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基础之上结合起来”。
经过充分争论后，大家都认识到东征必须进行。陕北地贫人稀，征粮、扩红均困难，必须向外发展，所以东征作战必不可免。但人们又开始清醒地认识到，以红军现有的实力同时完成巩固发展现有苏区和转进绥远、接通外蒙古的任务，确实存在矛盾。所以渐渐都同意把作战的首要目标放在巩固和发展苏区的任务上。
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方针再度修改，主要为避免出现脱离陕北根据地的危险。这一考虑到敌我力量对比出现的变化，并没有取消打通国际路线，但对1936年打通国际路线和巩固发展苏区两项任务的先后顺序作出了调整。
1936年2月20日，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名义实行东征。彭德怀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
毛泽东这时已经认为，红军应该首先在山西站稳脚跟，逐步形成以陕晋为中心的战略根据地，进而在河北、绥远扩大这一根据地，再与外蒙古接连，与苏联打通。
这一设想没有实现。在阎锡山频频向蒋介石告急的情况下，1936年3月下旬起，蒋介石急调中央军10个师进入山西，派陈诚协助阎锡山指挥作战，同时令东北军与西北军向陕北苏区进攻，形势变得十分紧张。至4月下旬，毛泽东原定在山西和华北几省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已完全不可能，整个东征的战略方针不得不改变。
毛泽东4月28日致电张闻天：“情况已根本地发生变化，丧失了继续作战的可能，为稳固计，决定西渡。”“提议开政治局会，讨论新的行动方向及其他与此关联的问题。”
事前有彭德怀能不能渡过去、能不能渡回来的疑虑，所以红军作战计划制订得现实且周详，渡过去在山西扩大了8000红军，筹款30万元，又全部渡了回来。彭德怀回忆说：“进军山西是红军到达陕北后的第二个伟大胜利。”
可惜在进攻三交镇的战斗中牺牲了刘志丹。
东征部队于5月初全部回师陕北。新的发展方向和战略方针问题又重新在考虑之中。
还是要想方设法靠近苏联。
1936年4月20日全军回师陕北以前，毛泽东、彭德怀电周恩来、张闻天并致邓发，要邓发即去苏联，最好在夏天到达。邓发去苏联在军事方面的任务是：
一、对日作战的共同步骤问题。
二、双方军委间的通信联络问题。
三、我军向绥远行动并向绥远创立局面问题。
四、技术帮助问题，能否接济步、炮、弹药、轻、重、高射机枪，以及架桥设备，通信器材等。如有可能我军在秋天全部开往绥远接运。
五、苏方派人帮助的问题，担任特种技术教育者数人，担任作战者数人。
红军刚刚回师陕北，蒋介石就发起新的“进剿”。中央军、陕北地方军、宁夏“二马”、东北军、西北军共154个团，25万余人一起围将上来，红军有被困死在陕甘地区的危险。
5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以红军主力组成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实施西征，目的是设法造成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相机攻取宁夏，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援助。
如果说东征之意在通过山西绥远，打通国际路线，那么西征之意即要通过宁夏接近苏联。但这个时候，打通国际路线已不是西征战役的重点。重点是解决眼前困难，以扩大苏区为目标。所以中共中央决定“红军西渡后向陕甘宁发展苏区，策应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猛力发展苏区，渐次接近外蒙”。
一个“猛力”，一个“渐次”，将主次坦露分明。
6月1日，两广事变发生。国民党广东军阀陈济棠、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以北上抗日为名发表通电，组成“抗日救国军西南联军”，企图出兵争夺南京国民党政权。10日，粤桂两军分路北上。30日，中央军与两广军队互相开火。
陈济棠、白崇禧于红军长征之初担任围堵主角。此次在紧要关头又帮了红军的忙，蒋介石不得不将主要精力用于应付两广事变。
对陕北根据地的进剿被分散了。
此时红军与东北军的关系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非常程度。
1936年1月，中共中央与东北军的张学良建立了直接联系。张学良、王以哲在与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会谈中，表示同情中共的抗日主张，愿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
2月，红军与王以哲的六十七军达成互不侵犯协议，各守原防，红白通商。
3月，张学良在与李克农会谈中提出，请中共在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博古4人中选一位来肤施，与他谈判。肤施即后来的革命圣地延安。
4月，周恩来应邀前往肤施，在城内一座天主教堂与张学良彻夜长谈。
2000年5月，香港凤凰卫视播映1993年制作的张学良访谈录《世纪行过》，张学良还能清晰地回忆57年前的1936年4月9日，在肤施天主教堂与周恩来的长谈。
“我最佩服周恩来”，1993年已经92岁的张学良侃侃而谈。他说周恩来“反应快，几句话就明白，不用啰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能打下天下，“周恩来的作用很大”。
张学良最后还有一句：“他也佩服我。”“他”当然是指周恩来。张学良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不但能够顺势而为，而且成为时代大势的推波助澜者，的确值得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对其表示钦佩。
1936年5月，中共中央经过两个月来的多次讨论，决定将统战工作重点放在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上，建立东北军、西北军、红军的“三位一体”，争取首先成立“西北国防政府”，实现“西北抗日大联合”。
“三位一体”、“西北国防政府”、“西北抗日大联合”这三个基本点，成为后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政治基础。
张学良特别看中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关系。他认为在当时条件下采取联合抗日行动，必须以强大的苏联作为后盾。对1929年中东路事件中命令东北军向苏联红军发动进攻一事，他似乎是忘记了。或者说国难当头之际，他愿意忘记。
这个新的情况在红军东征时没有发生。所以中共中央作出西征的决策时，就有了一个重要补充：“红军与东北军密切合作，以进到西北大联合，建立西北国防政府，打通苏联，同苏联及外蒙订立互助条约。”
在当时条件下，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对苏联的态度都极其重视。因此打通国际路线与苏联取得联络，不论是对推动张学良“抗日反蒋”建立西北大联合，还是对巩固红军与东北军的统战关系、提高红军的军事政治地位，都有极重要的意义。
6月29日，毛泽东致函彭德怀：从总的战略上看，站在红军和其他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应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关于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有两个，一是宁夏和绥远以西，这条路距离较近，人口经济条件较好，缺点是恐怕不易形成根据地；二是甘、凉、肃三州，这条路距离较远，某些区域人口稀少，行军宿营恐有妨碍，但能形成根据地。
毛泽东最后说，关于西渡黄河靠近苏联问题，日内将征求国际意见。
8月9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致信张学良，要求东北军以至少三个师好好地控制兰州，如此着成功，则可在今年秋天三个月内完成打通苏联的任务。必须坚信，打通苏联是保证西北胜利（更不说全国胜利）的基本点。根据二、四方面军北上，西南事变发展，日本对绥蒙进攻等情况，我们认为兄部须立即准备配合红军选定9、10月间有利时机决心发动抗日局面，而以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为基本战略方针。
信中对张学良的个人安全颇为担心：蒋介石一解决西南问题，就有极大可能进攻西北。“无论如何兄不要去南京了。并要十分防备蒋的暗害阴谋。目前此点关系全局，卫队的成分应加考察，要放在政治上可靠的干部手里。”
从电文中可以看出来，给张学良通报的情况，对张学良安全的关照，几乎与对待自己的人一样。
8月12日，毛泽东又同张闻天等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提出今后战略方针的建议：“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有配合甲军（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由此任务之执行以配合并推动全国各派统一战线，达到大规模抗日战争之目的。”
8月13日，毛泽东致函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九个月来，敝方未曾视先生为敌。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
承诺代杨虎城设计解决的“一切顾虑与困难”，主要还是寄希望于苏联。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本人，当时并未认识到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设计存在一个严重缺陷，就是张学良忘记了他当初恶化与苏联的关系，斯大林却并没有忘记。
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明确要求中共中央根本放弃抗日反蒋的观点，放弃利用两广事变和其他内战削弱蒋介石统治的做法，以最大的努力争取全国范围统一战线；尤其“不能把张学良看做是可靠的盟友，特别是在西南（指两广事变）失败之后，张学良很有可能再次动摇，甚至直接出卖我们”。
显而易见，共产国际和苏联不同意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的计划，也不同意中共中央继续实行带有“抗日反蒋”色彩的政策，更不同意中共中央把统战放在东北军方面，而要把统战重心北移到全国去。
核心是不同意红军与张学良的联合。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对待抗日反蒋问题上，与中国共产党出现重大分歧。
中共中央以为基本找到了克服艰难局面的好方法，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迎面泼过来的却是冷水。
1933年春，日本侵略军在占领长城各口之后，分兵侵入察东和冀东，华北形势异常危急。5月26日，冯玉祥在张家口正式宣告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6月20日任命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6月22日又委派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以统率大军，收复察失地。
对冯玉祥1927年背弃对苏联的承诺投向蒋介石，斯大林同样记忆犹新。苏联不但对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毫无兴趣，《真理报》还发表文章说，冯玉祥和方振武的行动是“在为日本人服务”。不久，《真理报》再发表评论：“冯玉祥重新出来反对南京政府，这一行动得到了日本方面的支持”，“冯玉祥虽为自己的行动披上了‘保卫祖国免受日本军队侵略’的外衣，可事实上，他已成了日本帝国主义最积极的代理人”。
最终冯玉祥的抗日行动被形容为“勾引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察哈尔与绥远，以便帝国主义准备反苏战争的阴谋”。
1933年9月底，抗日同盟军失败。
1933年11月20日，福建事变爆发。斯大林对蒋光鼐、蔡廷锴也无兴趣。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文件指出；“……这个福建政府宣布的一系列激进口号……是十九路军高级将领的权宜之计和左倾词句”，“是军阀和政客为了保证自己的成功而提出的蛊惑人心的诺言”，因而共产国际认为，“蒋介石集团和国民党所有派系都是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代理人和工具”；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内应当反对一切中间势力，在国际上应当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口号是“要兵不要官”。
国际和斯大林的态度对中共中央处理福建事变产生很大影响。导致这一打破第五次“围剿”的珍贵机会最终丧失。
对待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更是如此。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后，12月14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中国发生事变》：“毫无疑问，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应当从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的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寻找。臭名昭著的日本走狗汪精卫的名字同陕西省发生的张学良兵变紧密相连，这也绝非偶然。”共产国际刊物《国际新闻通讯》也把张学良说成是“叛徒”、“强盗”。
所有反蒋的抗日力量，皆被共产国际和苏联冠以日本走狗。斯大林非常现实。他始终感兴趣的，一直是拥兵数百万、控制全国政权的蒋介石。他的老朋友鲍罗廷回国后说过一句话：“如果再有一位中国将军跑到莫斯科叫喊‘世界革命万岁’，最好立刻把他送到国家政治保安局那里去。他们无非是想要几条枪。”
斯大林正是用这样的观点看待冯玉祥、蔡廷锴、张学良。
由于共产国际不同意，斯大林不同意，中共中央只得放弃建立在苏联支持基础上的西北国防政府和西北大联合计划，下决心转过来同南京政府谈判。
8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并提出，我们“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
但毛泽东最清楚不过，“联蒋抗日”绝非一朝一夕之事。不谋求军事上的发展，只期望谈判解决问题，不但远水不解近渴，可能还会最终无水解渴。
红军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已经十分紧迫。
在呼吁与国民党谈判的8月25日，中共中央电告共产国际：“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整个红军的行动方针必须早日确定”，而“为着靠近苏联，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企图，为着保全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
为此，部署大致定为：
以一方面军约1。5万人攻宁夏，其余担任保卫苏区，12月开始渡河；
以四方面军12月从兰州以南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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