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辉煌-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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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币制改革遭到日本的强烈反对。由于担心这一改革会加强中国的经济统一和政治统一，于是日本称这个改革为“暴举”。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甚至声称要对此采取断然措施。日本驻华使馆武官高桥对宋哲元威胁说：“白银国有与现银集中上海是陷华北经济于绝境，并阻碍日本利益。如贵方不能自动防止，则日本将以实力期其实现。”

撕破脸面的事向来不用土肥原出面。脸面撕破之后，他出来打圆场了。

史料记载：在日本侵略者的逼迫下，宋哲元只得下令禁止白银南运上海。

其实史料就是史料。我们的很多史料之所以不那么“史”，就是修饰的成分太多，史实的成分过少。宋哲元抵制币制改革的计划本是史实，仅把其动机限定在“日本侵略者的逼迫”就委曲求全了？即便如此，他求的是谁人之全呢？

中国不知有多少令人遗憾的“逼迫下”的“只得”，不谈个人动机，回避动机中的一己私利，结果总找不到真正的症结所在。

以币制改革为起端，几乎彻底葬送了一个本来已经在走钢丝的宋哲元。

被西方报纸称为“东方劳伦斯”的土肥原在华北的活动，使关东军与驻屯军的矛盾斗争一度十分激烈。土肥原活动越有成效，矛盾就越大。日军内部的这种山头派系碾轧，客观上牵制了关东军入侵华北的行动。

因为蒋介石全力南顾“围剿”红军，华北危机本该早就发生。但由于关东军与华北驻屯军的互相牵制，更由于日本国内经济危机再次严重，财政困难，无法支撑发动侵华战争所需的庞大军费，这一危机又被一再推迟。

关东军和驻屯军的矛盾已到必须调解的地步了。石原莞尔亲自出马。

石原此时已由关东军作战参谋调任日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他从对苏战略出发，坚决反对关东军插手华北。1936年1月13日，石原炮制出《华北处理纲要》，强调关东军不能再插手华北、华北完全交由驻屯军处理的必要性；规定权限为“华北之处理由中国驻屯军司令负责”，“关东军及华北各机关协助其工作”。

在此之后，两个山头的矛盾才有所减缓。

在石原这一规划下，才有了陆军大臣寺内寿一在内阁会议上增兵华北的提议。

增兵了也兵力不足。兵力不足，侵略的手段便由武装占领改为“中日亲善”、“中日经济提携”。

从1935年开始，日本对华北的侵略就采用这种手段。力图把华北从南京政府管辖中分离出去，成为受日本“指导下的”的第二个“满洲国”。

1935年10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对华三原则：一、彻底消灭反日运动；二、中日满密切合作；三、共同防共。

驻日大使蒋作宾立即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当时正忙于指挥陕北“剿共”，往返于陕、豫、晋三省之间，根本无心与日对抗，便电告汪精卫可以考虑。

日本人变本加厉。

11月20日，日驻华大使有吉自上海到南京，见蒋介石谈华北问题两小时之久。有吉要求南京政府不能压制华北自治运动，中央军不可北调，并指陈中国币制改革未先与日协商，有碍中日合作。

蒋介石的回答有软有硬。他说，凡违反国家主权，妨害行政统一之自治运动，均难容忍，如有事故必能镇压，毋庸中央用兵。对于华北局面，已定有办法，军委会北平分会将撤销，另派大员与日方商讨调整关系，允许考虑广田三原则，但华北发生事故，必至陷于无以商谈之结果。

这种语调最明显表露出蒋的处境与性格。他要采取“拖”的策略，以待他从“围剿”红军中腾出手来，但不能过一定限度。过了，他也要硬。

此前11月初在关东军支持下，土肥原已经拟订了一个建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土肥原为总顾问的“华北共同防共委员会”的所谓“华北高度自治方案”。11日，土肥原以此案为蓝本，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其在20日以前宣布自治。宋哲元更加动摇。17日在致蒋介石的电文里，一面表示不做丧权辱国之事，一面又强调自己“力量薄弱，只能支撑一时，不能永久”。19日，宋更不顾国民党中央的反对，自行与日方谈判自治，引起社会各方面的不满和反对。

11月25日，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自任委员长。

11月26日，南京行政院决议，何应钦北上为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拿办殷汝耕。

但宋哲元不以蒋介石派何应钦拿办殷汝耕为然。

日本军事当局继续施加压力。11月26日，土肥原再次发出最后通牒，限宋30日前宣布自治。宋如坐针毡，一方面向南京请辞冀察绥靖主任的新职，同时又邀请河北、山东的地方实力人物商震、韩复榘赴平商谈华北问题，向南京施加压力。

11月30日致电蒋介石，露出实行华北自治的打算：

“情势危迫，民情愈益愤激。议论纷纭——倡导自治者有之，主张自决者有之。一一阻，有所不能。”宋哲元把大汉奸殷汝耕的冀东伪政权也算在“民情”之内了。要蒋“因势利导”，拿出“慰民望，定民心之有效办法”，暗示蒋接受华北自治的局面，否则难以转危为安。

12月初，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论：《勿自促国家分裂》，劝宋哲元万勿制造分裂，勿诿责民意，捏造自治。

宋哲元立即下令停止该报邮寄。

第二天，天津教育界电何应钦、宋哲元、商震，本主权统一，领土完整二原则，挽国家于垂危。

南京政府也出来干预。国民党一中全会决议开放言论，保障新闻报纸，令纠正平津公安局非法扣留报纸。

12月9日，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反对华北自治，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宋哲元甩手不干了。他赴西山休息，谓一切听命何应钦负责处理。

以退为进，这是近代中国政治中屡见不鲜的手法。

蒋介石、何应钦被迫同意宋哲元的办法。何应钦电告蒋：“遵照钧座指示之最后办法”处理。

最后办法就是华北自治。

12月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委员17人，其中亲日派委员7人。宋哲元表面上在日、蒋之间完成了一种平衡，实现了对自身利益的兼顾，但实质上这个执行华北自治任务的委员会，已经朝降日的方向跨出了危险的一大步。

中国现代史上这个“冀察政务委员会”是一个怪胎。它既是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结果，也是蒋介石争取地方实力派的一种手段，更是地方实力派在蒋日夹缝之间自谋生路的一种方式。蒋介石想用该委员会作为对日关系的缓冲。宋哲元想用该委员会作为对蒋讨价还价的资本。皆有所想。皆有所图。

矛盾折中之中都便宜了日本人：举手之间就实现了入主华北的第一步设想。

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宋哲元的收获。凡收获，皆需代价。他不得不与日本表示友好，对日方的某些要求作出让步。在就职之时，宋发表书面谈话称：“冀察两省，与日本有特殊关系。”此后又与驻屯军订立了《华北中日防共协定》，并与驻屯军司令田代商定了所谓华北经济提携的“四原则，八要项”。

如若不是沸腾的全国舆论使其有“黄雀在后”之感，天知道这位后来的“抗日英雄”还会干出些什么事情来。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同一天，南京学生五千余人游行请愿，反对华北自治组织。“一二？九”运动后的平津学生组织扩大宣传团，分向乡村宣传抗日救国。

12月20日，武汉学生两万余人大游行，要求讨伐殷汝耕，全国动员，维护领土主权完整。同日，上海学生五千余人冒雨跪向市政府请愿。

12月22日，太原、武汉学生游行示威。

12月24日，上海律师公会、全国商会联合会等十四团体电宋哲元，谓“流芳遗臭，公能自择”；另电南京政府请中止冀察自治，讨伐叛逆。

1936年1月6日，宋哲元复电上海各团体，谓洁身爱国，未敢后人。

这真是危难时刻救人的舆论。若没有这种舆论，不知有多少人会自觉不自觉地沦为汉奸。

就是在这样的压力下，宋哲元感到自己的某些行为过分了，开始向回扭转。

他艰难地玩弄着平衡。平衡的结果，冀察政务委员会成了一个形状奇异的怪胎。委员中有张自忠、万福麟等抗日将领，也有王揖唐、王克敏等汉奸走狗。这是一块宋哲元在民族公利与个人私利之间最后挣扎的地方。委员会成立之时，他应日方要求用了一批汉奸、政客做委员，但反日力量还是据于主导地位。日方不满，屡次提出齐燮元、汤尔和、章士钊等人当委员，宋哲元想拒绝又不敢，想出一个办法：进一个亲日派，就进一个反日派。进齐燮元、汤尔和时，便增加刘汝明、冯治安；有了章士钊的任命，又提出邓哲熙来拉平。

宋哲元对日态度的转变，真正开始在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之后。

于是，最后终于导致华北驻屯军挑起以宋哲元为对象的“七七”事变。

“七七”事变发生了，他仍然犹豫动摇于抗战与妥协之间。直到7月27日，才发表坚决抗日的通电。

那个时候在中国除了汉奸，不抗日的已经没有几个人了。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根基太深的谜。教科书上说，抗日战争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戴上这个花环，却让人感受到其中刺人的荆棘。有一些任凭时间流逝多少年，也必须说清而又不易说清的事情。国人无不知“七七”事变为抗战发端。但卢沟桥并非边关塞外，疆界海防，连万里长城上的一处垛口也不是，它实实在在是在北京西南。为什么战争尚未正式打响，鬼子已经抄到京师以南扼住了我们的咽喉？华北地区的全部日军最多也只有8400人，同一地区仅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兵力就不下10万；战争爆发之前敌方不但如此深入你的领土，而且以如此少的兵力向你挑战，查遍世界战争史，有没有这样的先例？

一个中国人，如果仅仅会唱《大刀进行曲》，还无法明白那段历史。时光再流逝，我们也必须记住那些往往令我们不愿记忆的事情。必须要探究，那些胸前不乏勋章的人们是怎么退到了这一步，才终于“忍无可忍”了的。不了解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有多么腐朽，国家有多么衰弱，你就永远不会理解衰弱与腐朽要带来多么巨大且深重的灾难。

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真实历史。它是荆棘，而不是花环。

当日本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都感到侵华力量不足的时候，一心一意“安内”的蒋介石，也开始感到侵略迫在眉睫，抗日的力量不足。

对国力军力皆弱的中国来说，选择余地是十分有限的。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甚至也令蒋无可选择，只有和苏联搞好关系。

1935年12月14日，宋哲元那个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之前，苏联政府致电其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要他通知蒋介石，苏联政府准备就同中国签订军事协定问题进行具体的讨论。

这正是蒋梦寐以求的事情。

12月19日，宋哲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第二天，鲍格莫洛夫与蒋介石会谈。

内外交困的蒋介石相当客气。他表示遗憾说，过去中苏间有过不少误会，特别是在对中共的态度问题上。他说，他从来不反对共产党的存在，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一样，有权发表自己的见解。

鲍格莫洛夫正式将苏联政府同意讨论签订苏中协定的决定告诉蒋介石。

蒋立即声明，他想以1923年1月《孙文越飞宣言》作为中苏关系的基础。他脑子转得飞快。孙越宣言的基础是越飞承认苏维埃制度和共产党组织不适用于中国。

鲍格莫洛夫没有接受这个建议。苏方提的是签订军事协定问题。

蒋介石换一个方式，仍然坚决要求苏联政府协助他同中国共产党达到统一。他对鲍格莫洛夫说：“如果这个问题谈判成功，其余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他还说，如苏联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国红军以影响，使其承认南京政府的权威并服从南京政府，苏联政府就将得到真诚的可信任的联盟。

蒋介石软了不少。但其首要方针还是“安内”。

12月28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给鲍格莫洛夫回信：

我们同意蒋介石关于互助合作，抗击日本的建议，我们的出发点是，这样做有利于支持中国日益高涨的武装抗日潮流。如果中国真正发起反抗日本的解放战争，我们愿意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但是我们认为，尽管中国抗日思想日益高涨，我们同蒋介石签订协定，从而担负起一旦日本发动武装侵犯便要相互支援的义务，似乎还为时过早。蒋介石虽比以前收敛，但仍不断向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要求让步。也许这一切只是耍手腕以赢得时间，希图改变力量对比以利中国，特别是等待意大利——阿比西尼亚战争的结局。但始终不能排除他利用与我们的谈判，同日本达成妥协的可能。

对这个太反复无常的蒋介石，苏联人还在观望。

蒋介石却等不得了。1936年1月，他委派驻莫斯科武官邓文仪同王明直接会谈。

根据共产国际保留下来的记录，邓文仪当时说，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被日本的宣传所欺骗。他们认为日本不会、也不能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所以他们决定不抗日，而首先同日本一起反对西方列强，然后他们再来对付日本。邓说：现在看来这是错误的，日本进攻威胁到整个中华民族，不抗日中国就会灭亡。

邓文仪告诉王明，蒋介石收到他在共产国际“七大”的发言和《八一宣言》后，决定同中共谈判。初步提出三项建议：

①取消苏维埃政府，苏维埃政府的所有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政府；

②因为对日作战需有统一指挥，改组工农红军为国民革命军；

③恢复两党在1924…1927年的合作形式或任何其他形式。

邓文仪强调，在上述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可以继续存在。

谈到改编红军时，邓文仪说：“当然红军不会接受南京政府的军事工作人员，但红军和南京军队间应交换政工人员以表示互相信任和尊重。南京政府将给红军一定数量的武器和粮食，以及拨出若干军队帮助红军，以便红军开到内蒙古前线，而南京军队将保卫长江流域。”

轮到王明表态了。王明说，蒋介石把内蒙古划为红军根据地和活动区域，实际上是使红军处在他的监视之下，这是共产党所不能接受的。

邓回答说：考虑到内蒙古远离中心和那里缺乏粮食，南京政府可以给红军其他地区作为基地，其中包括西北部分地区。他还说，这使中共有可能建立“国际联系”。邓文仪特别提出，在中日战争情况下，日本将会封锁中国海岸，那时，中国将不能从欧洲和美国买到武器和弹药，主要来源将是苏联，所以我们想经过西北从苏联方面得到武器和弹药。

王明根本不了解国内的详细情况，他最后只有向邓文仪建议同在国内的中共和红军领导建立直接联系，谈判抗日和停战的具体条件。

1936年1月23日，王明专就此事写信给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介绍邓文仪去苏区。并让潘汉年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外交部副部长身份致函蒋介石，代表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和红军总司令朱德，保证邓文仪进入苏区谈判时的人身自由与安全。

就在王明写信前一天，1月22日，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又与蒋介石进行了一次认真深入的会谈。蒋介石因急于获得苏联军事装备的援助，加强与日本的谈判地位，改善中苏关系，这次谈判的态度特别好，在会谈中未提任何使苏联为难的要求。关于援助的规模，蒋介石表示一切由苏联政府决定。谈到与中共组成联合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时，蒋未再提及《孙越宣言》，要求只要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和总司令部的权威，保持现有编制，参加抗日，在此基础上他可以同中共谈判。

蒋介石为保障华北不再分裂，要打苏联牌吓唬日本；苏联为保障其东部安全，也需要打蒋介石这张牌牵制日本。双方各有所需，也各有自身的打算。

这些情况，在陕北将开始组织东征的中共中央并不知道。

苏、蒋各自盘算之际，1936年2月26日，日本陆军第一师团香田清贞大尉和几名同伙尉官安藤辉三、村中孝次、栗原安秀等皇道派军人，率领该师团一千四百余名士兵在东京发动叛乱，袭击内阁首脑官邸或私宅，杀死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内务大臣斋虅实、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金太郎等元老重臣，占领首相官邸、陆相官邸、陆军省、警视厅及附近地区，企图通过陆军大臣实行所谓“国家改造”，建立军人独裁政权。

这次政变是昭和军阀集团内部皇道派权势发展的顶峰。这些主张军部独裁的少壮军人已经嗜杀成性，解决内部矛盾也往往诉诸军刀，还要天皇承认他们是“义军”。他们发表声明说：“所谓元老、重臣、军阀、官僚、政党等，乃破坏国体之元凶”；“斩除君侧之奸臣军贼，粉碎其核心，乃我等之任务”；对军部、独裁、法西斯这些概念，他们也毫不陌生：“如果认为只有军官才希望维新，这就将陷入军部的独裁”；“只由军官来干时，那正是‘法西斯’。同下级军官和士兵一起干，就能代表全体国民的声音”。

干着法西斯却宣称反对法西斯，走向独裁却宣称为避免独裁，这是近代日本的荒诞。

这些政变军官从1931年关东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吸取了丰富营养：“在当时朝廷的讨论中，就是否应该允许这种行动的问题虽未能轻易地作出决定，但此独断行动幸得大元帅陛下之嘉纳，使我之武威大大伸展于满蒙之原野，而奠定满洲国独立之基础”。当年关东军的独断行动，成为“二二六”政变军人行动的实践基础。

但颇富戏剧性的是，当年在关东军行动最不受拘束最坚决果断的石原莞尔，要求镇压“二二六”政变军人的态度却最强硬。

永田铁山死后，石原已经成为昭和军阀集团中的另一派别——统制派的中坚。

29日，叛乱平定，冈田内阁辞职。

皇道派遭受重挫。

参加兵变的1483人中，123人被起诉，13名军官被处死刑，1名无期徒刑，6名有期徒刑；民间人士6名处以死刑；士官、士兵除少数判有期徒刑外，其余被赦免开释。

日本陆军被动了大手术。3月23日，部队参与叛乱的第一师团长崛丈夫中将、近卫师团长桥木虎之助中将被免职；与叛乱有关联的荒木贞夫大将、真崎甚三郎大将、林铣十郎大将、阿部信行大将、本庄繁大将被勒令退职或编入预备役；原陆相川岛义之、原警备司令官香椎治平被令待命；陆军大学校长小畑敏四郎也被迫转为预备役少将，从此被排除在军界领导核心之外。

皇道派从此失势，统制派开始掌握陆军实权。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就此基本结束了派系倾轧，开始集中全部力量对外扩张。1936年3月，日本废除了政党内阁制，组成广田弘毅内阁，建立由军队、官僚和财阀直接控制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此后以东条英机为首的昭和军阀集团完全掌握了政局，实行所谓“断然改革”，建立强大的“国防国家”。

参加政变的军官虽然除去自杀者全被枪毙，但他们行动的目的完全达到了。

日本“二二六”政变第二天，董健吾牧师受宋庆龄、宋子文委托，从南京到达陕北，在张学良部队护送下，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他向留守陕北工作的博古介绍说：“蒋系法西斯分子陈果夫左派与曾扩情右派，陈主联红反日，曾主联日反红。此外孙科、于右任、张群、冯玉祥等均主联俄联共。”

博古将此情况迅速报告正在晋西指挥东征作战的毛泽东、彭德怀。

董健吾的消息，使中共中央首次得知国民党的态度正在发生转变。

2月28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李克农：“蒋介石亦有与红军妥协反日的倾向。”

3月4日，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致电董健吾：“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进一步指出，“我兄复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下列意见：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还指出，“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

从此，中共中央开始逐步放弃反蒋抗日口号，逐步明确地提出“联蒋抗日”和“逼蒋抗日”。侵略一方已经成熟了，反侵略一方也正在成熟。

二、打通国际

1934年9月中央红军长征前夕，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中断。凡事都一分为二。这种中断在某种意义上说也不完全是坏事。它使中国共产党人得以通过遵义会议等一系列会议，独立地解决了自己的军事路线、政治路线和领导人问题。

当然从更大的意义上看，它又的确不是好事。它割断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消息情报来源，阻碍了共产党领导者的战略视野。中央红军留恋徘徊于川黔边4个月之久，先图赤化四川后图赤化贵州而终不可得，与此就有一定关系。

所以红军1935年5月渡金沙江、占领泸定城基本脱离险境后，中共中央立即召开会议：决定以陈云、潘汉年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携带密码到上海恢复白区工作，建立中央与上海及共产国际间的电讯联系。

10月2日，化名史平的陈云辗转到达莫斯科，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召开的会议，并成为中共代表团三个正式代表之一，此时陈云才知道为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共产国际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从1935年4月开始，共产国际为了恢复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先后派闫红阎、张浩和刘长胜带密电码回国。

闫红阎为了承担这一艰巨的任务，废寝忘食，短期内学会了英文字母，把用英文字母编排的密码背熟记在脑子里，他没有参加国际七大，于4月就提前动身回国。闫红阎进入新疆后，乔装富商，骑着骆驼、驮载着俄罗斯毛毯和灯心绒，经伊犁、迪化、兰州、宁夏、绥远到达北平。这时中央红军已经胜利结束长征，闫红阎立即去陕北找党中央。12月他在瓦窑堡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全凭记忆汇报了带回来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密码。

可惜凭闫红阎的密码未能和国际联系上。是时间过长记忆有误还是什么别的原因，不得而知。

闫红阎没能参加国际“七大”就匆匆回国，张浩则是“七大”未开完就动身出发。共产国际实行新方针后急于恢复与中共中央联系的心情，由此可见。

张浩出发时，陈云还未到莫斯科，所以谁也不知道中共中央的确切位置。张浩装扮成从蒙古回来的商人，穿着光板皮袄，挑一副货筐，风餐露宿，跨越沙漠。沿途打听消息，经过三个月长途跋涉，于11月到达陕甘边区的边缘——定边。在那里由边区赤卫队护送到瓦窑堡，终于找到了中共中央。

他在瓦窑堡刚和张闻天、邓发、李维汉等见面，便立即传达国际“七大”关于改变以往对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不再将中间力量看做危险敌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等精神，以及中共驻国际代表团起草的《八一宣言》。

张浩也带回了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密码，甚至先于闫红阎，将密码转给中共中央。但遗憾的是他带回来的密码也未能与国际沟通联系。

沟通与共产国际联系的，是刘长胜带回来的密码。

而这一联系的恢复，首功却在当年要求“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李立三。

很多人早把他忘记了。1930年三个月的立三路线后，他被解除政治局委员职务调往莫斯科，一去就是15年。其中有两年时间甚至在“世界无产阶级红色堡垒”的监狱中度过，品尝了苏联内务部人员对囚禁者从不手软的肉刑。

李立三讲，他在苏联期间“终日提心吊胆，谨小慎微，以免触怒，但还是不免经常受到斥责”。即使这样，他仍然努力为党工作。1935年初春，共产国际派他到接近新疆的阿拉木图建立交通站，负责国内方面来往人员的安排，了解新疆政治情况，更重要的是设法恢复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李立三到阿拉木图后，派两批人带上密电码回国，寻找长征后的红军，由于地理和技术上的困难，都失败了。最后派刘长胜带上李立三亲自编写的一套新的更难以破译的密码回国，终于在1936年6月16日，收到了中共中央按照李立三编的密码拍来的电报。莫斯科谁也翻译不了这封电报，康生带着电报来到高加索，找到在那里疗养的李立三，终于由他翻译出来。

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报告了中国国内形势和党内的情况。说：“你们派出的人，林仲丹（林育英）12月就到了，闫红阎、罗英（刘长胜）均到了。但有7个人带电台已达苏区边境被民团杀害6人，余1人及电台现尚在民团手中。”

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终于重新建立。

完成这一重大任务的李立三，又被人忘记了。

他被忘记的地方何止一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中，最为成功的是安源工人大罢工，文化大革命前说领导者是刘少奇，文化大革命中说领导者是毛泽东，从始至终一直在安源领导罢工的工人俱乐部主任李立三却根本无人提及。安源工人的歌谣“有个能人李隆郅”也被改为“有个能人毛润之”。篡改者还振振有词：不是为个别的真实，是为历史的真实。

丢掉了个别的真实，真的能够获得历史的真实吗？

遵义会议后，本来已经弄清楚李立三和王明有所不同，但为了照顾与共产国际和与苏联的关系，将近十年时间，仍将王明路线称为“立三路线的残余”，李立三不仅由于自己的错误承受了应有的或不应有的对待，而且还要代人受过，把残酷斗争过他的王明的错误也担在身上。

自然又是历史的需要。李立三的命运就是这样，不断地为历史牺牲自己。

1946年，李立三终于从苏联回到东北，化名李敏然。一些单位不知道他就是李立三，请他去讲党史，他就自己选择介绍“立三路线”的错误，并分析形成的原因和领导者个人的责任，讲完后场上一片称赞。也有人听了以后疑惑不解：“您怎么会知道犯错误的人心里想什么？”李敏然的回答令全场大吃一惊：“我就是李立三。”经过短暂的沉寂后，会场上突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许多人很多年以后还回忆说，听了那次课，才知道什么是老革命家的坦荡胸怀和自我批评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