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苦难辉煌-第37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危机到了爆发时刻。
大多数人都有过这种体验：越到关键时刻，各种相关回忆越呈现一片互相矛盾的混乱。就像那些记录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镜头，观众除了从慌乱捕捉、无序跳动的镜头中感觉到拍摄者激烈跳动的心脏和不住颤动的手臂外，其他便很难看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了。
1935年9月发生在阿坝、班佑、巴西地区的事件，也是如此。
从9月8日开始，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张国焘电令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军长詹才芳：“令军委纵队蔡树藩将所率人员转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令处置。”
同一天徐向前、陈昌浩电张国焘：“中政局正考虑是否南进。毛、张皆言只有南进便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意北进便有出路；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若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决执行。”
张国焘回电徐、陈：“一、三军暂停向罗达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
徐向前、陈昌浩接电后，经研究由陈昌浩报告了党中央。
当晚，中央领导人通知陈昌浩、徐向前去周恩来住处开会。会议一致通过向张国焘发出如下电报：
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需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弟等仔细考虑结果认为：
（一）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
（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
（乙）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
（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
（丁）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
（二）因此务望兄等熟思深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丹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亦远胜西康地区。
……
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
恩来、洛甫、博古、向前、昌浩、泽东、稼祥
9月8日22时
《毛泽东年谱》记载，9月9日，张国焘从阿坝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共中央，再次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并称“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另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索尔兹伯里在《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中说，9月9日上午，张国焘发密码电报给陈昌浩，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获悉后立即报告了毛泽东。杨尚昆1984年4月3日对索尔兹伯里说：“叶并不了解其中的阴谋。”
《叶剑英传》引述叶剑英的回忆说，“9号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段时间，悄悄出去，飞跑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来了。’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娄子。那个时候，中央要赶快离开，否则会出危险。到哪里去呢？离开四方面军到三军团去，依靠彭德怀。”
叶剑英说出一个重要情况：依靠彭德怀。这一句话的分量，并不亚于毛泽东抄在卷烟纸上的那一段电文。
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本收缴了，一、三军团和毛泽东通报的密电本也被收缴了。从此以后，只能与前敌总指挥部通报。彭德怀忧心忡忡地说：“与中央隔绝了，与一军团也隔绝了。”
北进时，林彪率一军团和四方面一部为前锋，距离中央队甚远。
三军团走在右路军的最后，与中央队很近。当时周恩来、王稼祥因病重均住在三军团部。出于担心中央的安全，每到宿营地，彭德怀都要去看毛泽东，还秘密派三军团十一团隐蔽在毛泽东住处不远，以防万一。
身经百战的彭德怀已经从空气中感觉出事态严重。他觉得张国焘有野心，中央没有看出来。林彪已进至俄界地区。身边的兵力只有三军团的几个团，中央领导人又都住在前敌总指挥部。一旦有变，安全没有保证。
粗中有细的彭德怀多了个心眼。他当时叫人另编了密码本，派武亭带着指北针沿一军团走过在路径去找林彪、聂荣臻。
武亭是朝鲜人，长期在三军团作战。他刚把密码本送到，事情就发生了。
事实证明，彭德怀送密码给林、聂，将一、三军团重新联络成一个首尾相应、交替掩护的战斗整体，是事变发生前极为关键的一着棋。林彪、聂荣臻在前方接到彭德怀的电报后，立即作好了接应中央和三军团的所有准备。
9月8日，毛泽东得知张国焘来电“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问题”后，发现情况严重，通知陈昌浩、徐向前“在周恩来住处开会”，即是在三军团开会。
会前彭德怀向毛泽东请示：“如果四方面军用武力解散我们，或挟中央南进，怎么办？从防御出发，我们可不可以扣押人质，以避免武装冲突？”
彭德怀所说的人质，指将要到会的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
毛泽东深思片刻说：“不可。”
但彭德怀的主意，为中央领导人脱离前敌总指挥部提供了借口。毛泽东到陈昌浩住处对陈说：军队即要行动，中央是否召开一次会议，作些部署？陈昌浩同意。毛泽东又以病中的周恩来、王稼祥均在三军团为由，约陈到三军团司令部开会。
会议开完，毛泽东便留在了三军团。
三军团成为非常时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唯一可以依赖的武力。
到了9月9日。
中共中央将要与张国焘在战略行动上分离的9月9日。
一方面军将要和四方面军分离的9月9日。
中国工农红军从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以来将出现第一次大分裂的9月9日。
9月9日，中央再电张国焘：“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丹、青交通（界）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
但一切都难以挽回了。
同日24时，张国焘复电徐、陈并转中央，坚持南下：“南下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此日后，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一个向北，一个向南了。
毛泽东一生中，三个9月9日深深嵌入他的生命。
第一个是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毛泽东第一次实践“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在这天，与潘心源途经浏阳张家坊时，毛泽东被清乡队抓住，押送团防局处死。他从未暴露身份的潘心源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他对斯诺回忆说：
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我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200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的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穿鞋，脚底擦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带领我到了邻县。我身边有七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集建党、建军、建国之誉于一身的毛泽东，竟然差点就让民团的清乡队解决了。
秋收起义部队在浏阳县文家市会师后，第一师师部副官杨立三看见毛泽东脚趾溃烂，问缘由，毛泽东回答是从安源到铜鼓的路上爬山扎烂的。
第二个是1935年9月9日，毛泽东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1927年的9月9日是个人生命的危险。1935年的9月9日则是丢失苏区之后、长征走到最艰难的时刻，中共中央和工农红军不是因敌人包围、而是因内部分裂面临覆灭的可能。在红军总部的朱德后来也回忆道，革命生涯中经历过多少坎坷，多少困难，但从来没有像这次那样心情沉重。
中共中央决定与四方面军分离，紧急北上。
9月10日凌晨，万籁俱寂。毛泽东等人率三军团、红军大学出发。
杨尚昆回忆三军团受命于凌晨2时出发。前敌指挥部作战室墙上有一张地图掉在地上，叶剑英把这张地图放在自己的背包里。叶剑英则回忆说，“我预先曾派了一个小参谋叫吕继熙（后改名吕黎平），把甘肃全图拿来。我把它藏在我床底下的藤箱子里。我起来后，把大衣一穿，从床底下把地图拿出来，就往外走。我先到萧向荣那里，他也刚起来。我告诉他，赶紧把地图藏起来，并说，这张地图你可千万要保管好，不要丢了，这可是要命的东西。当时，全军只有一份甘肃地图。我交地图给他的时候，离两点还有五分钟。”
10日凌晨，前敌总指挥部得知一方面军单独北进，急电张国焘。张国焘于凌晨4时致电中央，称已得悉中央率三军团单独北上，表示“不以为然”；仍坚持南下，拒绝北上。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回忆说：
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我和陈昌浩大吃一惊。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何畏当时在红军大学，他跑来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发生了如此重大的事件，使我愣了愣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也不能打！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陈昌浩十分激动，说了些难听的话。中央派人送来指令，要我们率队北进；陈昌浩写了复信，还给张国焘写了报告。
打电话来请示的是第四军军长许世友。
也不同意红军打红军的陈昌浩，在那封给彭德怀的信中火气十足：“胡为乎几个人作恶，分散革命力量，有益于敌”，“吾兄在红军久经战斗，当挥臂一呼，揭此黑幕”，“立即率队返回阿西”。
彭德怀把陈昌浩的信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打个收条给他，后会有期。
彭德怀问毛泽东：“如果他们扣留我们怎么办？”
“那就只好一起跟他们南进吧！我想他们总会觉悟的。”
北进中再次出现险情。险情出自徐向前回忆中何畏向陈昌浩的报告。
何畏是红军大学政委。陈昌浩从他那里知道红军大学也跟着北上了，立即命令他们停止前进。红大的学员主要来自四方面军，接到命令便停了下来。毛泽东等人走在红大前面，见他们停下来了，便也停下来，想问个究竟。
来传达命令的是红大教育长李特。李特当过四方面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脾气急躁，身上从不离枪。他带着人追赶上来，问毛泽东：张总政委命令南下，你们为什么还要北上？
跟随李特的几个警卫员，手提驳壳枪指头按着扳机，气氛十分紧张。
毛泽东冷静地回答：这件事可以商量，大家分析一下形势，看是北上好，还是南下好；南边集中了国民党的主要兵力，北面敌人则较薄弱，这是其一。第二，北上我们可以树起抗日的旗帜。
说到这里，毛泽东话锋一转，对李特说：“彭德怀同志率领三军团就走在后面，彭德怀是主张北上、坚决反对南下的，他对张国焘同志要南下，火气大得很哩！你们考虑考虑吧！大家要团结，不要红军打红军嘛！”
在此两军对峙、千钧一发之时，毛泽东再次抬出了彭德怀。
李特脾气暴，彭德怀脾气更暴。彭德怀在红军中有猛将之威，这一点连李特都十分清楚。毛泽东这些话使他不能不有所顾忌。
李特没有轻举妄动。他只是带回了红大中四方面军的学员。
毛泽东对这些又将南返的学员说：“你们将来一定要北上的。现在回去不要紧，将来还要回来的，你们现在回去，我们欢送，将来回来，我们欢迎。”
南下的红大学员，在毛泽东的视野中远去了。
北上的毛泽东，在红大学员的视野中远去了。
会师刚刚三个月的两支主力红军，在北上大门之前分道扬镳。
由此把第二个9月9日，深深浇注进毛泽东的生命。
第三个9月9日，是1976年9月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这天下午4时向全世界沉痛宣告：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去世。
三、山丹丹花开
1923年11月，托洛茨基对访问苏俄的蒋介石说，国民党应该“北上，因为北方有更便于共同行动的条件”。
当中国工农红军开始北上万里长征之时，蒋介石是否还记得托洛茨基这句话？从这句话里他能得到什么启示？
1933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军事问题致电中共中央：“我们肯定红四方面军的主力转入四川是对的，认为在四川、陕南和尽可能在通往新疆的地区扩大苏区根据地具有重大意义。”
当毛泽东与张国焘就北上还是南下问题发生原则分歧之时，他们之中有谁知道共产国际的这封电报？
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说，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是应该在川、陕、甘创建苏区。但现在只有一方面军主力北上，所以，当前的基本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的联系，整顿和休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
6月26日两河口会议决定的北上川陕甘方针，被作出修正。
会议还一致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和中央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政治部副主任。并成立了彭德怀、林彪、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五人团指挥军事；设立了编制委员会，主任李德，叶剑英、邓发、王稼祥、蔡树藩、罗迈为委员。
这是一个非常时期团结所有力量的班子。毛泽东已经作了最坏打算：“即使给敌人打散，我们也可以做白区工作。”
9月17日，红军陕甘支队攻占天险腊子口，打开北上门户。
腊子口怎么攻克的？三十多米宽的山口，两边是悬崖陡壁，周围则全是崇山峻岭，无路可通。山口下面的两座山峰之间为一段深不见底的急流，一座木桥将两座山峰连在一起。过腊子口必过此桥，再无别路。
不打下腊子口，则北进的队伍只有回头。
红军没有回头。彭德怀第二天经过时，连声感叹：“不知昨天我第一军团这些英雄怎样爬上这些悬崖峭壁，投掷手榴弹的。”
50米一段的崖路上，手榴弹的弹片铺满一层，有的地方还厚厚地堆了起来。
能闯过这样天险的，必是真老虎。一军团主力二师四团主攻腊子口。战斗最激烈时，林彪亲到四团指挥，四团团长王开湘则亲率两个连从腊子口右侧攀登悬崖陡壁，摸向敌后。黑夜中正面拼杀正酣，一颗白色信号弹腾空而起：王开湘迂回成功！三颗信号弹又腾空而起，林彪命令总攻！
冲锋号声、重机枪声、迫击炮声和呐喊声随着历史远去了，唯王开湘在拂晓晨曦中洪钟一般的呼唤像洪钟一样回响：“同志们，天险腊子口被我们砸开了！”
此时离王开湘告别这个世界只剩下两个月。没有纪念碑的他披着硝烟立在那里，钢浇铁铸，像一尊永远竖立的战神。
是倒下的和未倒下的英雄在用鲜血和生命回答：为何道道雄关皆无法阻挡红军北进的意志。
开路先锋一军团，确实无坚不摧！
9月18日，红军陕甘支队攻占甘肃岷县哈达铺，缴获大批军粮和食盐。鉴于该地区敌军兵力薄弱、群众条件好、物资比较丰富，中共中央决定部队就地休整。
休整期间却获得一个重大发现。毛泽东召见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连，要他们到哈达铺找些“精神粮食”，只要是近期和比较近期的报纸杂志都找来。
侦察连从当地邮局搞到了这样的报纸。主要是七八月间的天津《大公报》。上面登载着阎锡山的讲话：“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完全赤化者八县，半赤化者十余县。现在共党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扩大区域威势。”报纸还进一步披露了红二十五、二十六军的一些情况：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控制了大块陕北苏区根据地，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已北出终南山口，威逼西安。
阎锡山为共产党做了一回好的情报员。毛泽东、张闻天、博古读到后，那种“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兴奋心情，无法用言语形容。陕北不但有红军、有游击队，而且发展迅速，颇似1931年的江西苏区。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作出的被敌人打散的最坏设想不但可以避免，而且中国革命有望依托这块新的根据地获得更大发展！
9月27日，政治局在榜罗镇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改变俄界会议确定的“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的方针，到陕北去，在陕北保卫与扩大革命根据地，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从1934年10月10日长征开始，战略目标由最初的湘西、到黎平会议的川黔边、遵义会议的川西北、扎西会议的云贵边、两河口会议的川陕甘、俄界会议的“与苏联接近的地方”；一直到榜罗镇会议，终于确定为陕北。一年来无数牺牲和奋斗，不尽实践与探索，战略目标的选择最终完成。
脱离根据地一年、长途跋涉两万余里的中央红军，终于找到了落脚点。
10月，陕甘支队过了岷山，长征即将取得胜利。毛泽东心情豁然开朗，作《七律？长征》诗：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随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又很快东进至瓦窑堡。
十五军团派人来联系，中共中央才刚刚知道，这个终于找到的落脚点，正在发生一场大规模肃反。
1935年9月16日，红二十五军长征到了陕北，与陕北红二十六军组成十五军团，聂鸿钧任军委主席，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高岗任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任政治部副主任。
刘志丹没有担任军委主席，也没有当军团长，却表现得很坦然。高岗却对政治部主任一职不满，觉得职务给低了。
军委、省委的第一次联席会议讨论军事方针时，就出现分歧。
高岗第一个发言，主张向北发展，向南取守势，首先打横山。理由有二：
一、井岳秀和高桂滋部队好打，一打就散；
二、向北发展如能打下陕北最富的绥德、米脂，能够与神府苏区打成一片；再向南，可以出三边打马鸿逵。
高岗就是横山人。半个月前，刘志丹、高岗刚刚打过一次横山，没有打下来。
第二个发言的是徐海东。他认为我军当前主要任务不是怎样发展苏区，而是怎样粉碎敌人“围剿”。既然“围剿”主力是东北军，要粉碎“围剿”，首先必须打东北军。理由也有两点：
一、打高桂滋部队不能粉碎敌人“围剿”。只有打败东北军，才能保卫陕北根据地。
二、二十五军的武器主要就是在鄂豫皖根据地缴获东北军的，打东北军有把握。
刘志丹同意高岗的意见。郭述申、程子华同意徐海东的意见。
两方面都坚持各自意见，逼得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出来作结论。
朱理治年仅28岁，并无军事斗争经验。他1927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加入共产党，任过中共清华大学支部书记，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中共河北省代理书记等职。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派遣到陕北工作，1935年7月刚到陕北永坪镇，比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仅仅早来两个月。
虽无军事经验，但以前看过的毛泽东在江西反“围剿”的材料启发了他。他表示同意徐海东的意见，首先打东北军；建议佯攻甘泉，打敌增援队伍。
大家都同意了这个意见。刘志丹补充说，延安南30里处有一片森林，可以隐蔽部队。
几天之后，十五军团在劳山设伏，消灭东北军一零一师三千余人，师长何立中也被击毙。
敌人对陕北的第三次“围剿”被粉碎了，根据地内部的分歧也开始了。
分歧由军政两方面同时扩展。
军事方面的分歧，最初是两军会合后的人事安排和取什么样的战略战术。
政治方面的分歧则有历史渊源。自中央苏区陷落后，党对西北工作的领导也陷入混乱。当时北方局还未成立，领导陕北地区斗争的有两个党组织：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前者归中央驻北方代表领导，后者由陕西省委领导。不同的领导体系、不同的工作重点在产生着分歧。陕甘边特委批评陕北特委执行了立三路线，是左的错误；陕北特委则认为陕甘边特委是右倾机会主义。
两个特委，一个有中央驻北方代表支持，一个有陕西省委支持。虽然1935年2月举行了联席会议，成立了统一的西北工作委员会，但无法定出明确的领导人。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当然支持陕北特委的工作。派朱理治到陕北，就是开展反右倾取消主义及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解决右派问题。主要针对陕甘特委。认为陕甘特委有右派混入，企图推翻陕北已经开始执行的中央路线。
朱理治到陕北永坪镇后，先是发现扩红推不动。派到地方去搞分地的同志被撤了职。高岗讲陕北地广人稀，文化落后，群众不要土地。继而有人报告，地主富农到处告状，还有人在大会上公开骂群众是土匪。报告说陕甘边特委没有做党、团、工会工作的干部；几万平方公里苏区内只有300个党员；有6个县的苏维埃内根本没有一个党员。非党员实际领导了南区十几个县的分区委，国民党的公安局长甚至做了苏维埃主席。陕甘特委所在地的保卫队内不知有党，是哥老会的把子团占据领导权。
这个报告对一直在白区工作、刚刚进入根据地的朱理治来说，影响十分重大。看过报告的其他党、政、团、工会的同志也极为震动。朱理治由此相信了来前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的断言：陕甘边确有右派，不开展斗争，会犯大错误。他立即写了一篇《打倒右倾取消主义为列宁主义中央路线而斗争》，同时派人前去陕甘边反右倾取消主义。
就在此时红二十五军到陕北。他们还带来另一个新情况。在陕南时，他们也听到陕西省委为右派把持。从俘虏的杨虎城警卫旅长张汉民口中得知，陕西省委派了许多人到红二十六军。这个张汉民本是地下党员，红二十五军不知道，把他错杀了。
二十五军听到的消息使朱理治更加自信。徐海东他们过去和陕北完全没有联系，毫无利害冲突，现在也听说此讯，很可能二十六军真的混入了反革命，要立即搞清。
9月17日，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随二十五军来的鄂豫陕省委在永坪镇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以朱理治、程子华、聂洪钧等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聂洪钧任军委主席。
9月21日，中共陕甘晋省委发出指示，决定建立政治保卫系统，颁布赤色戒严令，实行肃反。
肃反由谁主持呢？站出来一个戴季英。
红二十五军参谋长戴季英曾是鄂豫皖苏区保卫局审讯部长，还带有一些原保卫部门的干部。朱理治提议叫戴做保卫部长。
徐海东反对，说戴意识不好。
徐海东如此说，因为有切身体会。
1932年11月，在二十五军七十四师当师长的徐海东正准备找干部研究作战问题，师政委戴季英却下令将七十四师二二〇团的政委、参谋长等49名干部抓起来了。徐海东大吃一惊，连忙去找政委，
问：这是怎么回事？他们犯了什么错误？
答：这还不知道？是肃反！
又问：他们打仗都很勇敢呀！
答：那是伪装得巧妙。
问：都有口供吗？
答：你不懂肃反的事。真正的反革命，没有说实话的。不吐口供，更证明他们是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不愿供出他们的组织关系。
问：这么多干部，不可能都是反革命吧？
答：我是省委常委，又是政委，肃反是我的事，你不要多过问。
49名干部全部被杀掉了。
当时四方面军主力已经突围转移，但遗留下来的肃反扩大化，仍然搞得人人自危。当时鄂豫皖苏区流传一段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保卫局找谈话。”被保卫局找去谈话的人，十有八九没有好下场，轻则被关，重则被杀。
虽然徐海东反对，戴季英还是做了保卫部副部长，代理部长职务。朱理治同时指定，后方肃反由郭洪涛领导，因他是本地人，熟悉情况；前方肃反由聂洪钧领导，因他曾在赣东北搞过肃反。
戴季英轻车熟路地干开了。
鄂豫皖的肃反经验就是用刑。刑讯之下，很快就招出了刘志丹、高岗等13人。
再审，又招了。被审人用刑后都讲刘志丹、高岗等人是反革命�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