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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辉煌-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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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未能实现。
原因不仅在敌我力量悬殊，也在蒋介石对西南早就志在必得。
蒋介石一直视半独立的西南为最大隐患，常思拔除。在南昌行营部署对红军的追剿时，他就在部署统一西南的全盘计划：“川、滇、黔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借口阻止我们去，此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
对蒋来说，入黔追剿红军无疑是“一石二鸟”。不仅如此，还可进一步形成既可扼桂，又可图滇的态势。所以不惜使用重兵，大筑碉堡，长期据守，与红军反复较量，绝不允许红军在贵州立足。
中央红军不论是“老三人团”还是“新三人团”，对这些情况基本不清楚。长征前中共上海局被破坏，红军失去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红军领导人的战略视野。主要领导人对蒋介石的整体战略意图和西南军阀各自的算盘均不甚了解，于是便连续出现决策与实际不符的情况。
后来红二、六军团长征，仍然还想在黔西、大定、毕节建立川滇黔边根据地，最后不能保住，原因也正在此。
虽然战略目标未能实现，但四渡赤水作战的光辉地位永存。
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又回到了红军当中。
毛泽东说，四渡赤水作战是他一生中得意之笔。
得意在哪里？不在神机妙算，也没有神机妙算。只有根据实际情况迅速对决策作出修订，方能一次又一次化险为夷。
四渡赤水期间，红军战略决策的变化是令人眼花缭乱的。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决策变化的灵活与快速，令我们今天叹为观止。所有变化的目的都是一个，为了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
毛泽东在红军中领导地位的恢复，由四渡赤水完成。
每一次都是一路硝烟一路战火一路鲜血一路牺牲走过来的。红军正是在一次又一次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转坎坷为通途的努力奋斗中，熔炼出了最顽强不息与最光彩夺目的生命力。
纵观四渡赤水之战，最令人惊叹的不仅是领袖人物的领导艺术和指挥技巧，更是中国工农红军空前顽强战胜死亡的决心和寻求胜利之意志。毛周朱统帅下林聂彭杨董李罗何邓蔡率领的这支军队，任何力量也难以将其消灭。
它是不死鸟。
是火中凤凰。
五、入滇，危局中的大智大勇
南渡乌江的红军将指向哪里？
4月1日至10日，是蒋介石最难受的10天。
他在贵阳同陈诚、薛岳、何成濬等人商谈，判断红军有两个走向：南进袭击贵阳；或东进与湘西红军会师。两者之中，后者可能性为大。但两者都威胁贵阳的安全，应以确保贵阳为当务之急。
此时红军一部兵力佯攻息烽，并在沿途张贴“拿下贵阳，活捉蒋介石”的标语，前锋直逼贵阳。贵阳附近只有郭思演第九十九师的4个团兵力，大部担任外围守备，城防兵力包括宪兵在内不足两个团。蒋介石令各部队对红军衔尾急追，另特急调驻防大定的滇军孙渡纵队火速增援贵阳。
薛岳用电报和电话传达蒋介石的命令，声嘶力竭。
4月4日，湘军李韫珩电告，该部在息烽县黑神庙与红军遭遇，红军先头已过息烽，红军前锋距贵阳仅百余里。
贵阳城陷入极度紧张之中。
幕僚们判断，红军在重兵尾追下顿兵攻坚可能性不大。且即使强攻贵阳，只要坚守一天，援军即可赶到。但这些判断安不了蒋介石的心。他现在想力保的不是贵阳城、而是飞机场了。
4月5日夜，郊外响起枪声，谣传飞机场被红军占领，贵阳全城人心惶惶。滇军孙渡纵队赶上来后，蒋介石亲自打电话给孙纵第七旅旅长龚顺璧，要他抽兵保卫飞机场。龚顺璧听不懂蒋的浙江话，老是反问，蒋介石大发其火，几乎摔掉话筒。
性命攸关之时，蒋介石从来非常认真。他早作好了多种准备。仅“走”的工具就备有飞机、轿子和马匹。同时劝说各国教士及外国人，退出贵阳到安顺暂避。
滇军孙渡纵队在救援蒋介石中，表现出了很强的行军能力。大定距贵阳四百多里，普通行程需7天，孙渡硬是以3天3夜急行军赶到。蒋特电龙云：“滇军忠勇诚朴，足为军人模范。”
就因为蒋介石的嘉奖和犒赏，孙渡又见疑于龙云，以为他被蒋介石挖过去，几乎为此丢掉指挥职务。
矛盾错综复杂，情况也一片混乱。
正当贵阳城内张皇失措之际，红军主力于4月3日出其不意地改为东进。
4月4日，蒋介石以飞机侦察发现红军在清水江上架设的浮桥。
4月5日，红军以少数兵力东渡清水江。
蒋介石又判断红军要向东与贺龙、萧克会合，急令湘军3个师及桂军一个师立即堵截；令吴奇伟纵队和刚刚赶到贵阳的孙渡纵队与五十三师分3路向东追击，防止红军北渡乌江返回黔北，围歼红军于黔东。
红军的意图却既不是东进，也不是北返。
4月7日，中革军委致电林聂彭杨董李：“我野战军决以遭遇敌人佯攻贵阳、龙里姿势，从贵阳、龙里中间向南急进，以便迅速占领定番。”
红军要南下。
8日起，乘敌全部精力用于防止红军东进之机，红军主力以日行60公里的速度迅速南进。4月9日，红军主力穿过贵阳、龙里间20公里地段的湘黔公路，在蒋介石的眼皮之下飘逸而去。
红军以为蒋介石仍在贵阳。其实他在7日下午已秘密飞往昆明躲避。待10日贵阳解除戒严后，他才飞回来督战，令吴奇伟纵队和孙渡纵队立即转入尾追。
这是红军又开始选择落脚点的紧张阶段。从江西出发就开始了对西征目标的选择，至今还未完成。
博古、李德选定的湘西，被湘江之战的沉重损失否定了。
黎平会议指出的是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区。
遵义会议又提出了川西北，赤化四川，土城战役失利后被放弃。
一渡赤水扎西会议后提出云贵川边，因川军、滇军夹击也放弃。
二渡赤水后提出赤化贵州，首先是黔北。鲁班场战斗失利后放弃。
四渡赤水后，眼光放在了黔西南。又因滇军先到而不可得。
红军在不断地选择，又因现实不断地放弃。
但仍要选择，必须选择。红军自建立始，生存、战斗与发展，全赖根据地。
当时领导人急切的心情，紧迫的思绪，非我们今日所能想象。
此期间，一、三军团领导人发挥了重大作用。
黔西南无法获得后，三军团领导人彭德怀、杨尚昆最先提出入滇作战。
4月13日，彭德怀、杨尚昆就中央红军的行动向朱德并中革军委提出建议：迅速西渡北盘江，袭取平彝、盘县，在滇黔边与敌第三纵队作战。
电文说：平彝、盘县为黔滇咽喉，四向均可出击，使敌封锁困难。蒋介石迫我南走桂境，利用追剿机会解决西南，我军渡过北盘江后，其企图即告失败。目前，只有争取到时间，才能有空间。我军往西，甚至入滇，只要给滇敌一个较大的打击，使我机动区域更大，则更能多得时间和空间，争取群众，巩固和扩大红军，在黔边打开局面。
此电的关键，在“甚至入滇”四字。
彭、杨用十分谨慎的话语，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建议。
入滇，对中共中央领导人来说，心情是沉重的。从江西出发那天起，红军一直在极力避免被敌人压向经济落后、消息闭塞、少数民族聚居的边陲。预定去湘西不可实现，便提出川西北。川西北不可行，又是川、滇、黔。虽然此时开始提到云南，但中心一直是黔北。从1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到3月31日南渡乌江的四渡赤水作战期间，在敌人重兵夹击之中，中央红军徘徊于黔北川南70天不去，一直争取创建川、滇、黔新根据地，就是以免被压向更偏更远的地区。
两个月来，种种计划都未实现。即使是黔北，离中国的心脏地带也已经远了。若再入滇，下一步目标是哪里？如何东返？
所以中共中央内部一直存在不愿入滇的情绪，是毫不奇怪的。红军提过“川、滇、黔”，却无人提出入滇作战。这次彭、杨首次提出入滇，也只有用“甚至入滇”、“在黔边打开局面”等这些十分谨慎字眼。
但问题毕竟提出了。只要提出，就需要些勇气。
真理在大多数时候，并不是一轮光芒四射的红日。更多的时候，它可能只是黑夜中一道电闪，甚至是遥远的前方一缕若明若暗的微光。
发现真理，需要智慧。跟随真理，则需要勇气。
事实很明白，只有入滇，才能获取更大的机动。
但承认事实也是需要勇气的。
三军团彭、杨的建议，对于红军摆脱敌人重兵包围、迅速西渡北盘江入滇作战以争取更大机动，特别是对后来实现北渡金沙江的战略意图，有着重要意义。
但所有意义，都是执行后才能显现的。执行之前，一切仍然扑朔迷离。
毛泽东再次迅速接受彭、杨建议。16日，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在17日完成北盘江架设浮桥任务，并开始分左、右两路纵队渡江。
4月18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渡过北盘江，连克县城数座，打开入滇通路。
4月24日，红军一、三、五军团进入云南。
即使此时，中共中央领导人仍然没有放弃争取在贵州立足的最后努力。
4月25日，进入云南第二天，中革军委下达在白水、曲靖地区作战的命令：“这一地区是战略机动的枢纽，背靠西北天险，便利于我们向东及向南（包括黔边及南盘江上游）作战。”
同日，中共中央向前线指挥员发出指示：
最近时期将是我野战军同敌人决战争取胜利以转变战局的紧急关头，首先要在沾益、曲靖、白水地区内消灭滇敌安旅，以我们全部的精力与体力去消灭万恶的敌人，一切牺牲为了目前决战的胜利，是我野战军全体指战员的唯一的铁的意志。在这一意志之下，中央相信你们对于中央与军委所提出的意见，决不会妨害我们内部的团结一致与保障军委命令的坚决执行。这种上下的团结一致与军委命令的坚决执行是我们争取决战胜利的先决条件。中央坚信在目前的紧急关头，你们必须充分发扬你们的果敢机动与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领导全体红色指战员奋勇杀敌，并纠正部队中一切不正确的倾向来完成中央与军委所给予你们的神圣的任务。
指示中三次提到“决战”，两次提到“坚决执行”，两次提到“紧急关头”。
从这份已经不为我们今天特别重视的指示中，可以看出当时围绕立足点问题，红军领导层内部出现的分歧和争论。可以感觉出来上上下下对长期找不到立足点、无根据地作战的焦灼。
这份指示无法落实。当时条件下，追击重兵陆续而来，立足未稳的红军要在滇东与敌人决战以扭转战局，实际是不可能的。
在滇东创建新根据地既不可能，回黔西之路又被堵住，哪里是红军的落脚点呢？
4月25日晚，林彪、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
目前战略上已起重大变化。川、滇、黔、湘各敌及中央军正分路向昆明东北前进，阻我折回黔西，企图歼灭我军于昆明东北之窄狭地域内。在目前形势下，我军已失去回黔北可能，且无法在滇东开展局面。野战军应立即变更原定战略，而应迅速脱离此不利形势，先敌占领东川，应经东川渡过金沙江入川，向川西北前进，准备与四方面军会合。
这是一封既非常重要、又相当大胆的电报。中央刚刚发出指示要前线指挥员不要争论，坚决执行军委命令，林、聂就来电讲“已失去回黔北可能，且无法在滇东开展局面”，与中央的两种设想唱对台戏。“应立即变更原定战略”、“应迅速脱离此不利形势”、“应经东川渡过金沙江入川”，一句话内三个“应”，又颇有不敬之感。
电报没有立即发生作用。
但林、聂在电报中首先提出了“渡过金沙江入川，向川西北前进，准备与四方面军会合”这条红军后来实际采取的路线。
晚一天，4月26日红三军团彭、杨呈军委电报也道：“争取滇黔边各个击破敌人可能极少，因我军行动错失争取平彝、盘县的良机，使战略已陷于不利地区”，因而建议：“明日应继续向西北前进渡过东洪江，争取几天休息，解决一切刻不容缓的事件”。彭德怀、杨尚昆也感到了在滇东作战的问题。
中革军委还在考虑。
新三人团还在考虑。
毛泽东还在考虑。
4月26日，红军一军团、五军团进至白水以西地区，担任后卫的三军团在白水以东遭敌机轰炸，伤亡三百多人；27日，追敌与三军团十一团在白水激战；当日15时，红军放弃白水。
红军在滇东与追敌决战以扭转局面的设想就此搁浅。
别说决战，连足也未能立稳。
4月28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鲁口哨、水平子一带宿营地开会。研究的问题不再是滇东决战或返回黔西，而是北渡金沙江的行动部署了。
毛泽东在会上说，云南境内的地形条件，不像湖南、贵州有良好的山区可以利用，我军不宜在昆明东北平川地带同敌人进行大的战斗。应趁沿江敌军空虚，尾追敌人距我尚有三四天的行程，迅速抢渡金沙江，以争取生机。
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电报：
林聂彭杨董李罗何邓蔡：
（甲）由于两月来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西向的有利条件，一股追敌已在我侧后，但敌已集中70团以上兵力向我追击，在现在地区我已不便进行较大的作战机动；另方面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
（乙）因此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
……
红军的战略方针再次出现重大转变。
自江西出发就不断在寻找北上途径。一直走到西南边陲，终于找到北上之途。
虽然中革军委4月29日电报中强调这是“中央过去决定……的根本方针”，即遵义会议后提出的建立川西北根据地、争取赤化四川的方针，但此时的北上入川，与彼时的北上入川，已有了重大区别。
首先是渡江地点不一样，其次对敌情的掌握判断也不同。
遵义会议原定方针是先至川南地区，相机从宜宾上游渡过金沙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一方针因土城战斗失利被迫放弃。后来的入川却是从更偏远的云南直入川西。前者由于轻敌，选定的渡江地点恰是川敌兵力雄厚处；后者则在基本掌握各路敌军情况的基础上，选定了川敌兵力最薄弱处。所以前者没有达到入川目的，后者却达到了这一目的。
领袖的真正英明之处，并不在善于提出建议，而在善于采纳建议。
邓小平同志后来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并不是一句空话。从来不是。最好的凭据，就是在这些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选择了毛泽东。而毛泽东也每每在危机关头，采纳了领导集体中最成熟和最深思熟虑的建议。
在这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毛泽东表现出来的勇和智，是果断地面对困难、挫折和失误的勇和智，是迅速地修正主观设想使之符合客观实际的勇和智。
还是那句话，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真正伟大之处，不在他们的预见，而在他们的实践。
第十二章 大渡桥横铁索寒
红军长征期间，林彪急过两次，蒋介石兴奋过三次。各军团都在创造急行军速度的记录，连李德都走着走着睡着了。刘伯承的6只小船，让全军渡过金沙江。会理会议的裂痕，一直延续到1959年庐山会议。背挎马刀、腰缠手榴弹、攀缘铁索的勇士，成为一座永恒的青铜雕像。
一、滔滔金沙江，军神刘伯承
4月29日，按照中革军委的万万火急电报《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中央红军以一军团为左纵队，以三军团为右纵队，军委纵队和五军团为中央纵队，三路大军向金沙江南岸疾进。
蒋介石迅速发现了红军的意图。
在贵阳得知红军刚刚抵近昆明又转向西北，蒋介石就判定红军真正意图在北渡金沙江。他即令薛岳率各纵队跟踪北追，又电刘文辉派兵扼守金沙江各渡口，将船只悉送北岸，严加控制；同时命令空军每天派飞机在金沙江各渡口侦察，力图消灭红军于金沙江以南地区。
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上接通天河，从昆仑山、横断山奔腾而下，穿行在深山狭谷中。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地势极为险要。川军刘文辉为阻止红军渡江，把船只都掳往北岸，并控制了北岸渡口。
意图已经被蒋发现。若不能掌握渡口，则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又入险境。
金沙江成为中央红军北上的一大险关。
5月2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命令：
左纵队第一军团从龙街渡方向渡江；
右纵队第三军团从洪门渡方向渡江；
中央纵队和第五军团从皎平渡方向渡江。
大军奔驰，风驰电掣。各军团都在创造自己急行军的速度。
一军团先向昆明虚张声势，完成佯攻任务后，调头北上，5月4日赶到龙街渡。
三军团分两路，以每昼夜80公里的速度向金沙江疾进，5月4日抵达洪门渡。
中央纵队由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干部团三营作为先遣队，一昼夜行军一百多公里，5月4日占领皎平渡。
5月4日的三处行动却只有一处成功。
一军团首先受挫。一师一团以急行军抢占龙街渡口，渡船已被敌人拉到对岸烧掉了。直接架桥又没有器材，弄来一些门板，用绳拴住从上游一块挨一块往水里放，由于水流太急，架到江面的三分之一便无法继续进行。又用骡子拉着铁丝过河，也因江水急，骡子游到一半，转个圈又回来了。
整整两天，毫无进展。
一军团最先向军委建议过江，结果自己却过不了江。林彪火急火燎地打来电话。一师师长李聚奎开口刚想汇报，被他一下打断，说：
“你不要讲情况了，干脆回答我，队伍什么时候能过江？”
一师在渡口折腾了两天没有结果，李聚奎正着急，见上级根本不听他讲情况，顿时也火冒三丈，也不管什么军团长不军团长了，大声说：
“要是干脆回答的话，那桥架不起来，什么时候也过不了江！”
师政委急得在旁边直拉李聚奎衣角也拉不住。
林彪大怒，在电话中妈的娘的骂起来。
颇有儒将之风的林彪在长征中急过两次。一次是抢渡湘江，半夜向中革军委发出必须“星夜兼程过河”的紧急电报；一次是抢渡金沙江，大骂一师师长李聚奎。
彭德怀发起脾气来爱骂人。1959年庐山会议后，有人揭发说，三军团干部几乎都挨过彭德怀的骂。黄克诚、杨勇、张爱萍、彭绍辉、李天佑……都不例外，很难找出没有挨过他骂的干部。
战争年代，军情如火。军令如山。胜败瞬间，性命关天。所以人们能够容忍指挥员的发火骂人。
某次军情紧急，彭德怀和军团参谋长邓萍一路小跑亲往前线指挥。警卫员挥三角小红旗在前面开路，一名战士太疲乏，坐在路上不让。彭德怀急了，大骂一声：“狗娘养的，起来！”
战士跳起来，看也没看，照彭德怀当胸就是两拳。
战士打了军团长，这还了得！传令排长把人捆到彭德怀面前，要求从严发落。
彭德怀一挥手：“谁叫你捆来的？小事情，快放回去！”
吓得发抖的战士眼含热泪给军团长深深施一礼，转身去追赶部队。
事情发生的时间，有人回忆是第三次反“围剿”的高兴圩战斗后，三军团尾追蒋鼎文、韩德勤部时；有人回忆是第二次反“围剿”中，中村战斗的前一天。
不外就这两次战斗中的一次。
高兴圩战斗后，红军在方石岭激战中全歼韩德勤师。
中村战斗中，红军歼敌一个旅。
有没有那名战士的战功？抑或他已经在战斗中洒血疆场？
因为没有人知道那个战士的姓名。
林彪1929年骂过政工人员是“政治小鬼”。
金沙江骂李聚奎是第二次。
第三次是在东北骂李作鹏。1946年四平大撤退时，指挥部撤到舒兰后电台未能首先架设起来，身材瘦弱的林彪竟一把掀翻了参谋处长李作鹏的酒饭桌。
骂爹骂娘，掀翻酒桌，都是大动作。但隔了11年。
说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出一个天才，他自己则是十几年动一次不再控制的肝火。
强渡金沙江与四平大撤退，都是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平日深藏不露的林彪，对其深藏不露的感情也失去了控制。
一军团龙街渡受阻的时候，三军团于洪门渡渡过彭雪枫团后，浮桥被激流冲垮，也无法再渡。
中央红军主力一、三军团全部受阻于金沙江畔。
全军的眼光都转到中央纵队的皎平渡。
刘伯承立了大功。他带领干部团三营化装成国民党军，在守敌毫无防备中占领渡口，控制了两只船。首批部队过江后，又找到四只船。刘伯承喜出望外，一面在江边设置渡河司令部，制定《渡河守则》，一面向朱总司令发电：
皎平渡有船6只，每日夜能渡一万人。军委纵队5日可渡完。
中国工农红军的战史中，作战电文浩如烟海。但有几封关键性电报，战史专家们会逐字逐句地背诵下来。例如彭德怀、杨尚昆4月13日建议入滇作战的电报；例如林彪、聂荣臻4月25日建议北渡金沙江进入川与四方面军会合的电报。刘伯承这封看似平无波澜的电报，也是其中之一。
“每日夜能渡一万人。”对追兵逼近、主力于龙街渡洪门渡连续受挫的红军部队来说，是天大的喜讯和天大的生路！
朱德立即下令全军都从皎平渡过江。三军团“必须6号拂晓前赶到河边开始渡河，限6号夜渡完”；“7、8两日为第一、第五军团赶来渡河时间”。
刘伯承没有想到全军都要从他这里过江。唯恐渡口有失，他立即命令宋任穷率干部团三营翻山20公里抢占通安镇，以保渡口安全。
三营连夜出发，在通安北面与增援之敌遭遇。
来敌是刘文辉的胞侄、川康边防第一旅旅长刘元瑭。闻江防有失，亲率两个营赶来增援。
干部团是红军精锐，第三营又是政治营，军、政皆强。宋任穷命令吹冲锋号，三营以锐不可当之势，一气将敌人冲垮。
几步之差。
如果敌人先一步占领通安，居高临下压下来，红军将不知要多付出多少代价。
胜败往往一瞬之间，兵机从来稍纵即逝。刘伯承连续抓住了兵机。
5月5日，朱德电令林、聂：
军委纵队在末日已渡江完毕，三军团7号上午可渡毕，五军团在皎西以南任掩护，定于8号下午渡江，敌人8号晚有到皎西的可能。我一军团务必不顾疲劳，于7号兼程赶到皎平渡，8号黄昏前渡江完毕，否则有被隔断的危险。
敌人已经围追上来。动作稍慢会被隔断。一军团立即放弃龙街渡，向皎平渡方向挺进。5日黄昏至6日清晨，一夜之间翻山越岭，48次越过急流，急行军120公里，终于赶到皎平渡。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一直站在江北一个崖洞里，等待着有被隔断危险的一军团。
5月4日至5月9日，除三军团彭雪枫团从洪门渡、一军团一个野战医院从鲁车渡过江外，全军靠刘伯承掌握的那6只小船，皆从皎平渡渡过了金沙江。
李德也跟在这支惊险迭出的队伍里。
从突破乌江以来，刘伯承一系列令人惊叹的作战表演，使从来目中无人的李德也不得不表示佩服。他后来写的那本多处攻击中共领导人的回忆录《中国纪事》，说到这一段历史时也对刘伯承赞不绝口：
“刘伯承是四川人，辛亥革命后在四川服役多年，因此对当地的情况十分了解”；
“刘伯承让先遣营的红军战士戴上清楚明显的蓝白两色国民党帽徽，他自己穿着一套国民党高级军官的军服”；“刘乘船渡江，与敌军指挥官交涉，使敌人又派了几条船过来。这样骗过了对岸敌军，我军几乎一枪未放就解决战斗”；
“我们采取了巧妙的军事策略，终于成功地渡过了构成滇川省界的金沙江”；
“刘成功地从国民党的监狱中释放了几个彝族首领，在他们的帮助下双方签订了一项红军和平通过和购买粮食的协定”；“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使得红军有可能把全部注意力放到四川驻军上”。
一口一个刘伯承或“刘”。
李德一遍又一遍夸赞刘伯承时，忘记了第五次反“围剿”时，他在红军总参谋部训斥刘伯承：“你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参谋，白在苏联学习了几年！”忘记了一次去红军总参谋部，几个机要员在路边做饭挡住了他的路，他飞起一脚把饭锅踢翻。刘伯承与他大吵，说他是帝国主义行为，因此刘伯承被撤销了总参谋长的职务。
指挥红军作战时情况不明就下决心的李德，现在走过刘伯承开辟的通路，感叹是由衷的。
刘文辉刚刚接到蒋介石要其派重兵扼守金沙江各渡口、阻截红军的急电，其侄刘元瑭就丢失了渡口。
溃兵满山遍野。刘元瑭急得放声大哭。
中国台湾“国防部”编纂的战史这样写道：
共军人枪虽少，但行动极为灵活，一路向西窜进，国军既拦截不到，亦尾追不及，迄5月9日，于武定以北地区渡过金沙江，其先头部队已到达西康之会理，追剿军正分途向金沙江南岸推进。黔滇地区之追剿作战，于焉结束。
薛岳的追剿大军于5月16日才赶到金沙江边，“于焉结束”，望江兴叹。
红军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赢得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
哀叹的更应该是蒋介石，工农红军为何每每绝处逢生。
二、会理裂痕：无法回避
过了金沙江的红军，进至一个好走之处，却来到一个难写之处。
因为那个会理会议。
写红军长征，人人多写遵义会议，人人少写会理会议。
前者是一泓宽阔的江面，可任笔端纵横驰骋，怎么升华也不会过分；后者却是一段急流险滩，一词一句皆须反复斟酌，稍不留神便会立即翻船。
于是就倾向于采取一种最统一最俭省的解释：会理会议起因于林彪的一封信。这封信纯属林彪的个人情绪和个人行为。
如果凡遇棘手之处，就让个人去背负历史，前人给我们留下的东西还能够连续吗？
红军渡过金沙江，进至会理城附近后，为了保证主力短期休整，中革军委决定，由彭德怀、杨尚昆指挥红三军团和干部团围攻会理城。
会理扼金沙江北岸，为滇、川交通要邑，有重要战略地位。该地守敌，就是失守皎平渡的刘元瑭。
会理城墙坚固。抹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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