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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辉煌-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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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由博古主持。
当年那幢黔军师长柏辉章公馆、如今的遵义会议纪念馆内，最难解决的问题恐怕就是会场内人们座次的排定。会议开了三天，除主持会议的博古固定坐在长条桌中间的位置上外，会议参加者基本按先后顺序随便入座，不像今天的排位那么严格烦琐。工稼祥腹部伤口未愈，躺在一张藤榻上与会；聂荣臻脚上带伤，每天坐担架到会；彭德怀未等会议结束，就匆匆返回前方执行新的命令去了。
但这一切并不妨碍遵义会议成为中国革命史上最重大的事件。
生死攸关的军事问题是切入点。会议的第一项议程，就是研究战略转移的目的地。黎平会议确定的以遵义为中心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设想被否定了。刘伯承、聂荣臻建议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
会议采纳了刘、聂的建议。
新的前进方向确定完毕，便开始清算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
博古作主报告。
周恩来作副报告。
张闻天作反报告。
历史在某些重要关头会表现出一种独特的韵味。就如1978年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分量最重的不是邓小平而是陈云一样，1935年遵义会议上发言分量最重的也不是毛泽东，而是张闻天。
首先因为他当时在党内的地位。
耿飚回忆说：
张闻天同志那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常委。他在当时中央的这个职务，是长征路上最先起来反对错误军事路线的三个人（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中最高的。所以认真想起来，遵义会议如果没有张闻天首先在中央提出这个问题来，会议就不可能开。事实上，如果他不提出来，也没有别人敢提呀。过去苏区多少同志因为提不同意见就挨整呀。如果谁也不提，毛主席也出不来，我们红军就不可能胜利到达陕北，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发展。
当时中央常委或称书记处书记只有4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项英留在了中央苏区，遵义会议的参加者只有前三人。前三人中，张闻天的地位仅次于博古。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先站出来，旗帜鲜明地批评错误的军事领导，分量自然最重。
其次因为他发言的系统性。
杨尚昆回忆说：“我清楚记得，遵义会议上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是闻天同志作的，他作报告时手中有一个提纲，基本是照着提纲讲的。”
张闻天文思敏捷，文笔流畅，他在遵义会议上带提纲发言，与博古的主报告正好针锋相对。从双方阵容上看，博、张二人正好是新老三人团主将。博古讲话是会上的主报告，洛甫的发言提纲就成了针锋相对的“反报告”。
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在张闻天发言完后先后发言。毛泽东讲了一个多小时，分析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会议决定委托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决议。他那份反报告的内容基本包含在《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了。
历史惊人相似。
1935年的遵义会议原定议程是研究军事问题。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定议程是研究经济问题。
两个会议都脱离了预定轨道。
遵义会议最终成为从军事上清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一场战斗。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完成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向“文化大革命”的方针路线发起了一场总攻。
在遵义会议上首先发言批判博古、李德左倾军事路线错误，和在三中全会前中央工作会议上首先发言否定“文化大革命”，皆需要一种面对历史的勇气。
张闻天是上海南汇县人。家乡张家宅，坐落在长江口和杭州湾中间一块冲积平原上，村子紧贴着一道海堤，名叫“钦公塘”，由一个叫钦琏的南汇知县1733年修筑。“钦公塘”由北而南绵延近百里，世世代代护卫着堤西大片良田。1905年遇大潮，大堤东面的良田顿成汪洋。巨潮排山倒海，潮头高达5米多，大有将堤坝摧垮之势。但“钦公塘”岿然不动。堤西人民的生命财产毫无损失。大潮退后，人们纷纷到“钦公庙”焚香祝祷，怀念这位造福人民的好官。这道坚固的塘岸护卫着南汇、川沙两县人民生命财产170余年。老百姓称“钦公塘”为“命塘”。
这事在幼年张闻天心灵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张闻天后来留学日本、美国、苏联，他的第一课永远是“钦公塘”。那道塘岸使张闻天萌发了一个终生不改的志愿：做老百姓的“命塘”。
历史给张闻天提供了两次做“钦公塘”的机会。
遵义会议上他做了一次“命塘”。他成功了。他以自己党内第｛文。｝二号的地位和影响，以思维缜密和语｛人。｝言尖锐的反报告，为党作出了｛书。｝重大贡献。毛泽东从此成为｛屋。｝工农红军的领导核心，继而成为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
24年后，他决心再做一次“命塘”。
那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
那一次，他失败了。
三、中国出了毛泽东
陈云那份珍贵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说：“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A、博、周三同志，而A、博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完全坚决地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这位“A同志”，便是李德。
一个“完全坚决地不同意”，把完全处于被批判地位、一个劲在会场门口抽烟的李德描绘得淋漓尽致。
不管成功与失败，他在中国的使命基本结束了。
遵义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就是正式撤销李德的指挥权。这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不管李德是否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他已经被作为了一个国际的信物。遵义会议在事先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的情况下，改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领导，取消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下，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遵义会议是中共党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同时也是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点。
共产国际并非对毛泽东的巨大威望和影响一无所知。1933年3月，国际执委会关于军事问题致中共中央电，特别指出：“对毛泽东应取尽可能忍耐的态度和对他施行同志式的影响，让他有100％的可能性在党的中央委员会或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领导下担任极为重要的工作。”
当时毛泽东已经离开了苏区中央局和红军的领导岗位。共产国际的态度是明显的：既要让毛泽东“担任极为重要的工作”以发挥作用，又不能让他出任主要领导。
国际的指示，从来都是上方宝剑。遵义会议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基本上都根据国际的指示及其驻中国代表的意见，处理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连领导人都必须经过共产国际的圈定，或者干脆由国际包办。
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选陈独秀为书记，事前得到过国际代表马林的同意。
陈独秀1927年不行了，鲍罗廷便出来包办接班。
蔡和森1927年9月22日在中共顺直省委作的报告《党的机会主义史》中说：“不知道是七月初几，老鲍提议独秀、平山去莫斯科与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秋白、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新指定国焘、太雷、维汉、立三、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兼常委。自此独秀即不视事。”
陈独秀之后的政治局常委，就这样被鲍罗廷一一指定。
李立三在1930年2月1日作的《党史报告》中回忆鲍罗廷：“他宣布改造中央也是用手段，找我们五人去，说形势非常紧迫，要主要负责人走开，陈独秀、谭平山到莫斯科，和森、秋白到海参崴办党报（校），另组织五人的中央，五次大会的中央是这样不光荣的结束。”
鲍罗廷指定了5个常委，却不说以谁为首。他开完会便带瞿秋白乘船去了庐山。9天以后从庐山返回，当天就宣布：增加瞿秋白为中共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共中央工作。虽然仍未指出谁排第一，但新常委瞿秋白成为了实际上的领袖。
老鲍一句话，接替陈独秀的人便产生了。
后来瞿秋白又不行了，斯大林、布哈林便看中了工人出身的向忠发。1928年6月，共产国际冒极大风险、花大量金钱，将一百余名中共代表接到莫斯科召开六大，彻底改组中共中央。斯大林看中的人，由米夫出来做工作。向忠发被指定为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主持人。大会闭幕前一天，米夫又以国际代表身份提出中委候选人名单，排向忠发为第一名。
这种连续举动使大家都明白了共产国际的意图。六届一中全会上，中委们不再需要国际代表提示，都推举向忠发担任会议主席。向忠发顺利地当选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兼中央常委会主席，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位工人出身的总书记。
向忠发又不行之时，1930年底到1931年初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共产国际包办中国革命的现象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是国际代表米夫起草的，出席会议的代表是米夫圈定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名单是米夫与国际远东局共同拟定的。会前为避免党内出现分裂，周恩来和瞿秋白提出退出政治局，提名何孟雄进入，米夫不屑一顾，完全拒绝。他采取“留周拒瞿”的方针，瞿秋白在中共中央的地位瞬间便失去了。
米夫起草的四中全会决议案中，称中国共产党最迫切的任务是执行国际一切指示，“对共产国际路线百分之百地忠实”。加上王明写的小册子，中国共产党被强加了两个百分之百：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百分之百地忠实于国际路线。
两个百分之百，给惨淡经营的苏区和红军几乎皆带来百分之百的损失。
不知道这些，很难说知道了遵义会议的伟大，知道了毛泽东的伟大。
中国革命是一幅立体巨画，凝视哪一个局部去赞美整体都是冒昧的。
应该后退一步，从宏观上去把握它的整体。这个时候你才能真正发现，高光点为什么辉煌。
中国共产党经过14年艰苦努力、曲折斗争，付出了无数鲜血与生命的代价，终于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路线，自己安排自己的领导人。
这一改组刚刚开始。1935年1月17日遵义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还只是政治局五常委之一，按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陈云的顺序排名第三。1月18日政治局会议常委分工时，才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至此毛泽东刚回到军队领导岗位。最高军事首长仍然是朱周，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不论是对党还是对军队，毛泽东都还不能一夜之间成为它们的第一号领导人。
还会有曲折，有考验，但一切只是时间问题。只要不是别人安排，毛泽东的方向就不可逆转。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他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1935年在遵义他虽然沉默，但历史在说：中国共产党站起来了！
也不要忘了另一个人：博古。
他是错误路线的主要代表，在一般人眼中他是遵义会议的主要打击对象。
博古此人好就好在只要认识到了，就不避讳自己的错误。他都是“阳谋”，不搞阴谋。2月5日，在云南威信地区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中央常委讨论分工问题，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书记，在党内负总责。凯丰在背后劝他不要交权，他不听，把几副装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痛快地交给了张闻天。
博古比毛泽东小14岁，除了在莫斯科多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对中国复杂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矛盾、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以及工农武装割据特点的认识，与毛泽东比，皆相去甚远。
小14岁、经验相去甚远，博古也毕竟做过一个党的领袖。不管是用什么方式产生的，他也毕竟代表了一个党。博古的不成熟，印证的只能是一个党的不成熟。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征是中国共产党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里程碑。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唯有毛泽东是真正成熟的领袖。而唯有长征那种艰难困苦的环境，才能使从1921年建党之日就开始的对领袖的漫长选择得到终结。
选择毛泽东作为领袖，本身不是同样在印证中国共产党已日益成熟了吗？
四、薛岳苦了王家烈
毛泽东对长征有段名言。
1935年12月，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结束，毛泽东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蒋介石对“长追”也有段名言。
1935年7月，蒋介石在成都对薛岳说：“国军长途追剿，从中枢到边陲，军行所至，中央德威远播，诚为我国历史空前壮举。”
举世公认，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壮举。
但蒋介石讲起他的长追来，也言之凿凿，认为有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的意味。
帮助蒋介石完成从东南到西南、从西南到西北，迢迢万里追击、截击、堵击的，就是在红军中从总司令到伙夫无人不知的薛岳。长征伊始，薛岳就成为一个穷凶极恶的代表，紧紧跟压在红军队伍侧面或紧跟在后面。
薛岳此人在蒋军中颇有些狂气，绰号“老虎仔”。第五次“围剿”中，陈诚在薛岳就任北路军第六路军总指挥的军官大会上说“剿共有了薛伯陵，等于增加十万兵”。话虽然说得太大，徒增薛岳之轻狂，但也可见此人确非等闲之辈。
薛岳从第五次“围剿”起，便和红军结下难解之仇。1933年10月他到达南昌，先任北路军第三路军副总指挥兼第七纵队司令，后任第一路军代总指挥兼第七纵队司令。1934年1月，出任北路军第六路军总指挥。他指挥第六路军先后夺占赣南重镇兴国及古龙岗，进迫宁都，企图围困瑞金。10月中下旬，红军主力通过赣南信丰、安远间的粤军封锁线，突围西去。薛岳立即以火急电报分电北路军前敌总指挥陈诚、总指挥顾祝同及蒋介石，主动请战，要求率第六路军追击。蒋、顾、陈分别复电，同意由其率军追击，对其战斗精神大加褒奖。
蒋介石给薛岳的命令是：“第六路军以机动穷追为主，匪行即行，匪止即止，堵截另有布置。如侦察匪军有久盘之计，务即合围，毋容其再度生根。对朱、毛与贺龙合股之企图，务必随时洞察其奸，在战略上要经常注意，加以防范。”
于是薛岳便开始了所谓的“机动穷追”。
红军以瑞金、宁都为起点开始长征。薛岳率吴奇伟第四军（韩汉英五十九师、欧震九十师）、周浑元第三十六军（万耀煌十三师、萧致平九十六师、谢溥福第五师）及直属的梁华盛九十二师、唐云山九十三师、郭思演九十九师，共计8个师，以兴国为起点开始长追。
红军干部战士一面行军一面骂后面那个总也甩不掉的薛岳，哪一个能想到就是这个穷凶极恶的薛岳，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前夜，曾亲自跑到中共中央驻地向共产党人建议：把蒋介石作为反革命抓起来。
那真是一个大革命、大动荡、大分化、大瓦解的时代。
薛岳早年与叶挺、张发奎三人，分任孙中山总统府警卫团的第一、第二和第三营营长。1922年6月，广东军阀陈炯明公开叛变，围攻越秀楼和总统府。叶挺指挥警卫团一营坚守总统府前门，薛岳指挥三营固守后门，多次击退叛军的进攻。战斗持续十多个小时。叛军断水断电，企图困死叶、薛两营。两人齐心合力，保护孙夫人宋庆龄突围。叶挺营在前面开路，薛岳营在后面殿后，冒着枪林弹雨，终将宋庆龄安全护送到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寓所石屋。
当年的薛岳，的确是孙中山的忠诚卫士。他后来又带领少数卫士冲破封锁，上了孙中山蒙难的中山舰。
虽然在中山舰上薛岳与蒋介石各立于孙中山一侧，但薛岳与蒋介石的关系却貌合神离，实在是一般。
1927年3月底，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等在上海密谋清党。第一师师长薛岳和第二十一师师长严重二人，均被蒋视为“具有左倾迹象”，归入“不可靠”一列。
直接原因是薛岳擅自调动部队进入上海。3月21日，上海工人在周恩来等人领导下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要求北伐军立即进上海支援。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对工人的要求不屑一顾。薛岳却不顾白崇禧的坚决反对，应上海总工会代表的要求，将第一师开进了上海。
这是蒋介石不信任薛岳的直接原因，间接原因则是薛岳通过师政治部与共产党人建立了联系。
所以蒋介石与白崇禧联合对共产党人开刀之前，先要拿薛岳开刀了。
4月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十天前，第一师、第二十一师的政治部被蒋下令解散。恰逢此时，武汉政府总政治部秘书长李一氓携带邓演达给同乡好友薛岳的一封亲笔信，率总政治部先遣队赴上海开展工作。薛岳见到共产党人李一氓，把对蒋的不满都倒了出来。他同时告诉李“情况不好”，要“谨慎”。没过多久，薛岳就得知第一师将要调离上海的消息。他亲自赶到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建议“把蒋介石作为反革命抓起来”。
当时虽然国民党反共的气氛已经很浓了，但陈独秀领导的中共中央依然在遵从共产国际指示，小心翼翼地避免同蒋介石发生冲突。对送上门来的薛岳的意见，决定不采纳。同时建议薛岳装病，以拖延撤离时间。
装病这种把戏在蒋介石面前是无法拖延的。4月5日，汪精卫与陈独秀联合宣言发表的同一天，第一师被调离上海，蒋介石与白崇禧随便就弄出了一个比装病更大的理由：“赴京沪线护路。”
一个星期后，蒋介石大开杀戒，发动了“四一二”政变。薛岳也被解除第一师师长职务。
薛岳生在了一个大动荡的年代，大动荡的年代造就了他大动荡的性格。
建议共产党抓蒋介石的薛岳后来投靠了李济深。他在担任广东新编第二师师长后，仿佛换了一个人。南昌起义部队退到广东潮梅一带地区时，薛岳协同陈济棠等部阻击，在汤坑与起义军展开激战。对面的对手，就是当年在总统府共同掩护孙夫人宋庆龄突围的叶挺。战斗中薛岳4个团都被击败，师部也被包围，全师覆灭在即。关键时刻叶挺部营长欧震叛变革命，阵前倒戈。薛岳立即抓住机会，与赶来增援的邓龙光部向其当年好友、共同掩护孙夫人突围的叶挺展开猛烈反攻。
汤坑之战，在南昌起义部队的战史上占有重要一笔。起义领导人的南下广东建立根据地、重新北伐的设想在这里被击碎。幸亏有朱德率第九军教导团和第二十五师留守三河坝，未西进汤坑，后来和陈毅一道，率部突破敌人包围，上了井冈山。
这年12月，薛岳又率部参加了扑灭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的广州起义。其部第四团连续5次向广州起义总指挥部发动攻击，最终占领了起义军总指挥部，使白色恐怖笼罩全城。
从孙先生、孙夫人的忠实护卫，到上海总工会的朋友、建议先下手捉蒋的左倾师长，到打击南昌起义部队、镇压广州起义，薛岳只用了5年时间。5年之内，薛岳完成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
那的确是一个沧海桑田、大浪淘沙的时代。红军长征开始后第一个主动请战、向蒋报名要求率部追击红军的薛岳，仿佛与共产党人天生势不两立。追击是一个苦差事。红军走了二万五千里，薛岳也走了两万里，从江西至大西南至川北至甘肃，转战数省一面对红军进行追击作战，一面将中央军势力打入了过去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大西南。
1935年1月上旬，红军进占遵义，薛岳率十万中央军直入贵阳。
此番入黔的薛岳，不单肩负追击红军的使命，还有更加妙算的任务待他去完成。
蒋介石对其“文胆”陈布雷讲过：“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用兵还好。”
蒋介石把追击红军作为进入地方实力派势力范围的敲门砖，薛岳对此心领神会。当时他的先头部队已到湘西洪江，便电约贵州军阀王家烈在平越县马场坪会见，“共商追剿事宜”。
1935年1月初，王家烈抵达马场坪见薛岳。当时王家烈满脑子红军，还总结出两点：一、红军自江西出发，一路长驱直入，势不可当；二、红军之意不在图黔，入黔境后末兵指贵阳，似是要由余庆向北，渡过乌江。所以王家烈暗中打定主意以自保为主，不与红军拼消耗，让红军过境。
他以为薛岳肯定要催促他与红军作战，他想好了对付办法。
王家烈完全想不到薛岳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的政治上的敌人是何敬之，以后要对他取远距离，应该走陈辞修的路线。”
何敬之即何应钦。陈辞修即陈诚。蒋介石嫡系中央军内部也是派系林立。何、陈矛盾尖锐，不仅在中央搞，竟也带到了地方；不仅平时闹，竟然深入了战时。王家烈顿时目瞪口呆。
陈诚与何应钦矛盾之深，在国民党内也是出了名的。
1927年8月龙潭战役，陈诚坐轿指挥作战。何应钦知晓后，立即撤其师长职务。当时陈诚胃病严重，在盛夏中几次几乎晕倒，何应钦未察，从此两人结怨。后来在江西苏区的历次作战中，陈诚遇事便越级直接请示蒋，根本不把顶头上司何应钦放在眼里。蒋也乐意利用手下这些金刚之间的矛盾，完成控制与平衡，同时抑制一下权力过大的何应钦。
但何应钦绝不干瞪眼，有机会就要搞一下。1933年2月至3月第四次“围剿”中，陈诚的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十一师在黄陂、草台岗几乎被红军歼灭殆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陈诚“骄矜自擅，不遵意图”为由，降其一级，并记大过一次。当时攻陈诚最猛的，一个是熊式辉，一个便是何应钦。
自此以后，两人仇怨更深。
蒋介石让薛岳入黔首先是为中央军扩展地盘。陈诚系统大将的薛岳代表中央军入黔，头号目标是完成陈诚系统扩展，同时防止本是贵州人的何应钦势力入黔。
中央军内部矛盾重重，也算积重难返了。
王家烈起初对薛岳的提醒颇不以为然。没想到情况很快证实：南京方面派来贵州出任省民政厅长的，竟然是何应钦之弟何辑五。
王家烈方才醒悟薛岳所言极是。
表面上追击红军是头等重要之任务，实际对国民党各个派系和集团来说，最主要的目标和对手，皆是自己权力道路上的障碍。蒋介石如此，何应钦如此，陈诚如此，薛岳、王家烈也是如此。他们中有人把红军当做敲门砖，有人把红军当做挡箭牌，无一人认为正在长征且损失严重的红军是主要对手。
比较起来，错误最大的还是王家烈。红军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不图黔，而恰恰要图黔，建立川黔边根据地。所以当红军的这一行动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全面展开时，王家烈便成了一只感觉锅底最热的蚂蚁。
他是黔北桐梓人，丢贵阳都可以，就是不愿丢遵义。遵义地区资源比较富裕，若被红军久占，将地方土豪浮财打光、民团枪支搜尽，以后想恢复就十分不易；且黔北为自己桑梓之地，不首先掌握黔北，就失去了根基。
所以最不愿意与红军打仗的王家烈突然变得最愿意打仗了。他在薛岳面前把胸脯拍得嘭嘭响，一定要收复遵义：“我愿亲率所部打过江去，成败在所不计。”
但最愿意与红军打仗的薛岳，又变得最不愿意打仗了。他对王家烈的软磨硬泡不动声色，慢吞吞地说：“目前部队太少，不会成功。等四川方面的中央军郝梦龄、上官云相等部出动，南北夹击，才易奏功。”
王家烈吃了一个软钉子，真是黄雀在后。虽然他开始提防何应钦了，却未想会落入薛岳的圈套。
此刻他若知道薛岳的打算，定要惊出一身冷汗来。
薛岳没有地盘。在军阀林立的社会中，没有地盘便是没有根基，总须仰人鼻息。但国家已基本被瓜分殆尽。北方林立着张学良、阎锡山、宋哲元、杨虎城、韩复榘；长江中下游和江浙尽属蒋介石；广东有陈济棠；广西有李宗仁、白祟禧；湖南有何键；四川有刘湘、刘文辉；云南有龙云，连冯玉祥、李济深、唐生智这样的人都属无家可归了，他薛岳还能在哪儿找到新的立足点呢？
这回找到了，他一眼就看中了贵州。这也许是最后一块可易手的土地和最后一个可利用的机会了。
黔军太弱，薛岳带来了中央十万大军。黔军腐败，薛岳带来了中央的恩德。而且此时图黔，正合蒋介石、陈诚之意。掌握黔省，以东面忠蒋的湖南何键为依托，北可入川，西可入滇，南可入桂；同时对三股强大的地方实力派，也是蒋介石的三个心腹大患形成威慑。居此一省以镇三省，何愁在中央无牌打，何愁在地方无根基？所以薛岳绝对不愿意调中央军去黔北作战。他要以贵阳为中心，一步一步对黔省完成消化吸收。
就苦一个王家烈。他原以为红军是路过，中央军也是路过。哪里知道不但红军要图黔，中央军的薛岳也要图黔！蒋介石则更要图黔了！！
借助中央军力量恢复遵义不成，王家烈只有让手下两师长何知重、柏辉章去独立作战，进攻遵义的红军。两人服从了这一命令，柏辉章还有更深一层原因：遵义是其老家，中国共产党召开遵义会议的“柏公馆”，房主就是他柏辉章。为了修建这幢公馆，不知找了多少人设汁，撕掉了多少张图纸。他万万想不到的是，辛辛苦苦想光宗耀祖的柏公馆，几十年后真的在纪念章上、宣传画上和文艺舞台背景上，被绘成了一幢光芒四射的圣殿。不过所有权永远不会属于柏辉章本人，而属于中国共产党了。
何、柏两部到达靶水时，红军已经主动撤离遵义，开始了一渡赤水。
王家烈在遵义未遇见红军，身后却被抄了后路：薛岳以亲信郭思演为贵阳警备司令，用中央军取代了黔军为贵阳城防军。坐稳了贵州的薛岳同时开始组织人调查王家烈反蒋和贪污两方面的材料，同时拉拢收买其他黔军将领。
风雨交夹的王家烈祸不单行。2月27日拂晓，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二渡赤水掩杀过来，王家烈所属各部纷纷败退，遵义复为红军所得。王本人逃到前来增援的吴奇伟处，28日又受到红一军团林彪的奇袭，一溃千里。王家烈率残部先逃至金沙，后转到黔西。在黔西遇见滇军将领孙渡，这下找到了知音。他放开嗓门破口大骂：
“中央军对贵州人，比帝国主义对待殖民地还不如。帝国主义虽然凶恶，但非在不得已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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