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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舍得中国人的文化与生活-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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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一个很流行的词叫与时俱进，如果套用这个词，散文质量提升的空间还非常大，一方面要继承传统的东西，一方面要改变传统的思维，改革它的坐标应该是全球性的，而不仅是和明清散文比，和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比，更不能和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比。
散文界有这样一种现象，我们常常都知道某某是著名的散文家，但我们却不知道他到底写了些什么作品。小说界，一部小说或许就使我们记住了这个作家，但一篇散文或一本散文集让我们记住的作家是非常非常的少。
说散文（2）
我虽然在强调散文的现代意识，什么是现代意识？现代意识如果用一句话讲可以说是人类意识，也就是说我们要关怀的是大部分人类都在想什么，都在干什么。散文绝不应该是无足轻重的，它的任务也绝不是明确什么，它同别的文学艺术一样，是在展示多种可能，它不在乎你写到了多少，而在于你在读者心灵中唤醒了多少。作家的职业是与社会有摩擦的，因为它有前瞻性，它的任务不是去顶礼膜拜什么，不是歌颂什么，而是去追求去怀疑，它可能批判，但这种批判是建立在对世界对人生意义怀疑的立场上，而不是明确着什么为单纯的功利去批判，所以，作家与社会的关系永远是紧张的，这种紧张越强烈愈能出现好作品，不能以为这种紧张是持不同意见，而作家若这样以为又去这样做，那不是优秀的作家。
二、关于向西方学什么？
这个问题要涉及的方面很多，但我从散文的角度上只说一个问题。
如果综观中国的散文史，它的兴衰沉浮有一个规律，就是一旦失去时代社会的实感，缺乏真情，它就衰落了。一旦衰落，必然就有人要站出来，以自己的创作和理论改变时风，这便是散文大家的产生。散文大家都是开一代风气的人物。历史上的散文八大家莫不是如此。但是，我要说的是，现在散文要变革，如果它的变革和历史上的变革一样的话，仅仅是去浮华求真情，那还不够。小说界的情况可以拿来借鉴，如果现在的小说是纯政治化的，那肯定不行。读者不买账，甚至连发表也难发表了。而现在能发表的，肯定能受到社会欢迎的小说就是写人生，写命运。这类小说很普遍，到处都能读到这类小说。但是，小说写到这一层面，严格讲它还不是最高层面，还应该写到性灵的层面，即写到人的自身，人性，生命和灵魂。在这一点上，散文界是做得不够的。我们谈到的作品更多的，也觉得目前较优秀的散文，差不多都是写到对历史对人生命运的反思。这无可厚非，这可能与中国散文传统审美标准有关，如一直推崇屈原、司马迁、杜甫。这一类作家和作品构成主流文学。但现在这一类作品想象力不够，不如古人写得恣意和瑰丽。与主流文学伴随而行的另一种可以称之为闲适文学，它阐述人生的感悟，抒发胸臆，如苏轼、陶渊明，以及明清大量的散文作家。但这一路数的作品，到了现在，所抒发的感情就显得琐碎。文学是不以先后论大小的，绝不是后来的文学就比先前的文学成绩大，反而多是越来越退化，两种路数的创作都走向衰微。而外国呢，当然也有这两种形态，但主要特点是人家在分析人性，他们的哲学决定了他们科技、医学、饮食等等多方面的思维和方法，故其对于人性中的丑恶，如贪婪、狠毒、嫉妒、吝啬、猥琐、卑怯等等无不进行批判，由此产生许多杰作。所以，现在提出向西方学习，是为了扩大我们的思路，使我们作品的格局不至于越来越小。我这样讲并不是说我们传统的东西不好，或者我们的哲学不好，关键是对于我们的哲学有多少人又能把握它的根本精神呢？这个时代是琐碎的时代，而我们古老的哲学最讲究的是整体，是浑然，是混沌，但我们现在把什么都越分越细呀！中国有个故事，是说混沌的，说混沌是没有五官的，有人要为它凿七窍，七窍是凿成了，混沌也就死了。所以说，与其我们的散文越写越单薄，越类型化，不妨研究借鉴西方的一些东西。
说到这儿，我要说明的一点是，作家与现实要有距离，要有坐标系寻到自己的方位。任何文学艺术靠迎合是无法生存的。但正是为了这一点，从另一个角度讲，文学是摆脱不了政治的，不是要摆脱，反而需要政治。这种政治不是狭隘的政治，而是广义的政治。这如同我们都讲究营养，要多吃水果、蔬菜，但必须得保证主食。我说这种话的意思是，我们要明白我们是怎样的一个民族。中华民族是苦难的民族，又加上儒家文化的影响，造就了强烈的政治情结。所以，关注国家民族，忧患意识是中国任何作家无法摆脱的，这也是中国作家的特色。如何在这一背景下、这一基调下按文学规律进行创作，应该以此标尺衡量每一个作家和每一件作品。而新的文学是什么，我以为应是有民族的背景，换一句话说就是政治背景，但它已不是政治性的。如果只是纯粹的历史感、社会感、人生感成为中国人所强调的所谓“深刻”，那可能将限制新的文学的进步。我的话不知说明白了没有。
三、关于寻找什么样的一种语感。
在强调向西方文学学习中，我喜欢用一个词，就是境界。向他们的思想内容看齐，向他们的价值观看齐，这样的话，我不说，我说的是境界，境界是对作品而言的。这一点，必须得借鉴和学习，但对于形式，我主张得有民族性的。一切形式都是为内容服务的，中国八十年代小说界有了“意味的形式”，这是文学新思维改变的开始。当时的目的是为了冲击当代文学注重政治、注重题材、注重故事的那一套写法的。从那时起，使中国的作家明白，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的确也写出了许多出色的作家。但是，再有意味的形式是替代不了内容的，或者说不能完全替代内容。这个时代由不注意设计和包装变成了太注重设计和包装，日久人会厌烦的。机器面到底不如手工面。既要明白要有“有意味的形式”，形式又要具有民族性，这是我的主张。换一句话说，要写中国的文章。我在我四十岁时写过一篇东西，其中反对过一个提法，即“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的观点是：民族的东西若缺乏世界性，它永远走不向世界。我举个例子，我们坐飞机，飞到云层之上是一片阳光，而阳光之下的云层却是这儿下冰雹那儿下雨，多个民族的文化犹如这些不同的云层，都可以穿过云层到达阳光层面。我们民族的这块云在下雨，美国民族的那块云在下冰雹，我们可以穿过我们的云到阳光层面，不必从美国的那块云穿过去到达阳光层面。云是多个民族文化不同而形成的。古今中外的任何宗教、哲学、艺术在最高层面是相同和一致的。我们学习西方，最主要的是要达到阳光层面，而穿不过云层一切都是白搭。
说散文（3）
四、关于继承民族传统的问题。
这样的话许多人都在讲，尤其是我们的领导。但是，我们到底要继承民族的什么东西？现在，我们能看到都是在继承一些明清的东西。而明清是中华民族最衰败的时期，汉唐以前才是民族最强盛期，但汉唐的东西我们提得很少，表现出来的更少。现在我们普遍将民族最强盛期的那种精神丢失了。我常常想这样一个问题，比如北方和南方的文学，北方厚重，产生过《史记》，但北方人的东西又常常呆板，升腾不起来。南方的文学充满灵性，南方却也产生了《红楼梦》，又在明清期。关键在能不能做大。国人对上海人总认为小气，但上海这个城市却充满了大气。什么是大气，怎么样能把事情做大，就是认真做好小事才能大气起来。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曾经特别喜欢废名的作品，几乎读过他所有的书，后来偶尔读到了沈从文，我又不满了废名而喜欢上了沈从文，虽然沈从文是学习废名的，但我觉得废名作品气是内敛的，沈从文作品的气是向外喷发的。我是不满意当今的书法界，觉得缺乏一种雄浑强悍之气，而大量的散淡慵懒、休闲之气充满书坛。我也想，这是不是时代所致？当一个时代强盛，充满了霸气，它会影响到社会各个方面，如我们现在看汉代的石雕陶罐，是那么质朴、浑厚、大气，那都是当时的一般的作品，他们在那个时代随便雕个石头，捏个瓦罐都带着他们的气质，而清朝就只有产生那些鼻烟壶呀，蛐蛐罐、景泰蓝呀什么的。所谓的时代精神，不是当时能看出来的，过后才能评价。人吃饱了饭所透出来的神气和饿着肚子所透出来的神气那是不一样的。
五、关于“大散文”和清理门户。
“大散文”这个概念是我们《美文》杂志提出来的。我们在杂志上明目张胆地写着大散文月刊。这三个字一提出，当然引起了争论，有人就说：什么是大散文？哪一篇散文算是大散文？我在创刊词中曾明确说了我们的观点。提出这个观点它是有背景的，一九九二年我们办了这份杂志时，散文界是沉寂的，充斥在文坛上的散文一部分是老人们的回忆文章，一部分是那些很琐碎很甜腻很矫揉造作的文章，我们的想法是一方面要鼓呼散文的内涵要有时代性，要有生活实感，境界要大，另一方面鼓呼拓开散文题材的路子。口号的提出主要得看它的提出的原因和内核，而不在口号本身的严密性。这如同当时为什么杂志叫《美文》，是实在寻不到一个更好的名字，又要让人一看就知道是散文杂志。任何名字都意义不大，而在于它的实质。你就是叫大平，你依然不能当国家主席，邓小平叫小平，他却改变了中国。我们杂志坚持我们的宗旨，所以十多年来，我们拒绝那些政治概念性的作品，拒绝那些小感觉小感情的作品，而尽量约一些从事别的艺术门类的人的文章，大量地发了小说家、诗人、学者所写的散文，而且将一些有内容又写得好的信件、日记、序跋、导演阐述、碑文、诊断书、鉴定书、演讲稿等等，甚至笔记、留言也发表。没有发表过散文诗和议论缺斤短两一类的杂文。在争论中，有一种观点，叫“清理门户”，这是针对我们大而化之的散文观的。提出“清理门户”观点的是一位学者，也是研究散文的专家，是我所敬重的人，也是我的朋友，他的观点是要坚持散文的艺术抒情性。我们不是不要散文的艺术抒情性，我们担心的是当前散文路子越走越窄，散文写作境界越来越小，如果仍在坚持散文的艺术抒情性，可能导致散文更加沦为浮华而柔靡的地步。要改变当时的散文状况，必须矫枉过正。现在看来，我们的“大散文”观念得到社会普遍认同和肯定，国内许多杂志也都开办了“大散文”专栏，而《美文》也产生了较为满意的影响。
六、关于“有意思的散文”。
“大散文”讲究的是散文的境界和题材的拓宽，它并不是提倡散文要写大题材，要大篇幅。我们强调题材的拓宽，就是什么都可以进入散文写作，当然少不了那些闲适的小品。闲适性的文章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似乎是散文这种文学形式所独有的，历史上就产生过相当多的优秀作品，尤其在明清和三十年代。但这类文章一定得有真情，又一定得有趣味。我们经常说某篇文章“有意思”，这“意思”无法说出，它是一种感觉，混杂了多种觉，比如嗅觉、触觉、听觉、视觉。由觉而悟，使我们或者得到一种启示或者得到愉悦。这一类散文，它多是多义性的，主题的模糊，读者可以从多个角度能进入的。这类散文，最讲究的是真情和趣味。没有真情，它就彻底失败了，而真情才能产生真正的诗意。这里我谈一个文学艺术作品秘结的问题。这是我在阅读别人作品和自己写作中的一个体会。任何作品都有它产生的秘结。有的是在回忆，有的是在追思，有的是在怀念。比如，我们读李商隐的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们都觉得好，我们之所以觉得好是它勾起了我们曾经也有过的感情，但这些诗李商隐绝对是有所指的，他有他的秘密，只是这秘密谁也不知道。历史上许多伟大文学艺术作品被人揭开了秘结，而更多的则永远没人知道。这就说明，文学艺术作品绝对要有真情，有真情才产生诗意。现在有些散文似乎蛮有诗意，但那不是真正的诗意。如有些诗一样，有些诗每一句似乎都有诗意，但通篇读完后，味似嚼蜡，它是先有一两个好句子然后衍变成诗的，而有些诗每一句都平白如话，但整体却留给了我们东西，这才真正称做诗。我是害怕那些表面诗意的浮华的散文。现在人写东西，多是为写东西而写东西，为发表而发表，这是我们现在作品多而好作品少的一个原因。试想想，你有多少诗意，有多少情要发？我以前读《古文观止》，对上边的抒情散文如痴如醉，然后我专门将其中的一些作者的文集寻来阅读，结果我发现那些作者一生并没有写过多少抒情散文，也就是那三五篇，而他几十万的文集中大量的诗词、论文、序跋，或者关于天文地理方面的文章。我才明白，他们并不是纯写抒情散文的，也不是纯写我们现在认为的那种散文的，他们在做别的学问的过程中偶尔为之，倒写成了传世的散文之作。现在的情况也是这样，一些并不专门以写散文为职业的人写出的散文特别好，我读到杨振宁的散文，他写得好。季羡林先生散文写得好，就说余秋雨先生，他也不是写散文职业的。说到趣味，散文要写得有趣味，当然有形式方面的、语言方面的、节奏方面的许多原因，但还有一点，这些人会说闲话。我称之为闲话，是他们在写作时常常把一件事说得清楚之后又说些对主题可有可无的话，但是，这些话恰恰增加了文章的趣味。天才的作家都是这样，有灵性才情的作家都是这样。如果用心去读沈从文、张爱玲、林语堂他们的散文，你就能发现到处都是。
说散文（4）
七、关于事实和看法。
我们已经厌烦那种政治概念性的散文，现在这类作品很少了。但现在哲理概念性的散文又很多。政治概念性和哲理概念性在思维上是一致的。有许多散文单薄和类型化，都牵涉到一个问题，即对事实的看法，也就是说事实和看法的关系。到底是事实重要，还是看法重要？应该说，两方都重要。事实是要求我们写出生活实感，写出生活的原生态，这一点不管是小说还是散文都是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那些政治概念性和哲理概念性的作品就是缺少这些具体的事实，所以才不感人。但有了事实，你没有看法，或不透露看法，那事实则没有意义，是有肉无骨，撑不起来，但是，有一种说法，事实是永远不过时的，看法则随着时间发生问题。这种现象确实存在，比如“文革”前一些农村题材的作品，人物写得都丰满，故事也很好，但作品的看法都是以阶级分析法来处理的，现在读起来觉得好笑。这就要求，你的看法是什么样的看法，你得站在关注人、关注生命的角度上提出你的看法，看法就不会过时。好的散文，必须是事实和看法都有，又融合得好。
八、散文的杂文化。
阅读三四十年代一些散文大家的作品，和阅读一些翻译过来的外国的散文，我有这样一个感觉，即那些大散文家在写到一定程度后，他们的散文都呈现出一种杂文化的现象。当然，我指的杂文并不是现在我们所流行的那种杂文，现在的杂文多是从古书里寻一些典故，或从现实生活中寻一些材料，然后说出自己的某种观点，我指的是那种似乎没有开头结尾没有起承转合没有了风景没有了表面诗意没有了一切做文章的技巧的那一种写法，他们似乎一会儿天一会儿地，一会儿东一会儿西。这种散文看似胡乱说来，但骨子里尽有道数。我觉得这才算好散文。我可以举我一个例子，我写过很多散文，有的读者来信，说他喜欢我早期的散文，但我自己却喜欢我后来的散文，我这里举我的例子并不是说我的散文就好，绝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为什么有人认为我早期散文好，而我自己又为什么觉得后来的好，我想了想，早期的散文是清新，优美，但那时注重文章的做法，而那些做法又是我通过学习别人的做法而形成的，里边可能有很漂亮的景物描写，但内涵是缺乏的，其中的一些看法也都是别人已经有过的看法，这是我后来不满意的。后来的散文，我的看法都是我在人生中的一些觉悟，所以我看重这些。我们常说智慧，智慧不是聪明，智慧是你人生阅历多了，能从生活里的一些小事上觉悟出一些道理来。这些体会虽小，慢慢积累，你就能透彻人生，贯通世事。而将这些觉悟大量地写到作品中去，作品的质感就有了，必然就深刻，一旦得意就可以忘形，不管它什么技巧不技巧了。这就像小和尚才每日敲木鱼做功课，大和尚则是修出来的。也就是巴金说的，最大的技巧就是没技巧。也就是为什么“老僧说家常话”。
九、关于书斋和激情。
新时期的散文从九十年代热起来以后，应该说这十多年是比较繁荣的。发展到眼下，散文界正缺少着什么？最主要的我觉得是激情。因为缺乏了激情，读者在作品中不能感受时代和生活的气息，不满意了虚构的写法，因此才有了“行动散文”的提法。作家在社会中成了一种职业，写作可能是一些人生命的另一种状态，但也有一些人将写作作为生存的一种形式。即便是视文学为神圣的作家，也严重存在着一种书斋化，就是长期坐在房间里，慢慢失去了写作的激情。我常常产生一种恐惧，怀疑今生到世上是来干什么的，长期的书斋生活，到底是写作第一还是活人第一？如果总觉得自己是写作人，哪里还有什么可写呢，但作为写作人又怎能不去写作呢？这是很可怕的。这样下去，江郎怎能不才尽呢？我想，像我这样的情况，许多作家都面临着。这恐怕也正是我们的散文写不好的原因吧。要保持生命的活力，以激情来写作，使作品的真气淋淋，得对生活充满热情，得首先过平常人的日子，得不断提醒自己的是那一句老话：深入生活。这样，我们的感觉才能敏锐，作品才能有浑然之气，鲜活之气，清正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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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岁说（1）
作家实在是一种手艺人，文章写得好，就是活儿做得漂亮，窗外的空地上有织网套的，斜斜地背了木弓，一手拿木槌掸敲弓弦，在嗡嗡铮儿的音律里身子蛮有节奏地晃动，劳动既愉悦了别人，也愉悦了自己，事情就这么简单。
无论中国的文学怎样伟大或者幼稚，事实是我们就在其中，且认真地工作着，已经不止一次，十次八次，说过许多追求和反省，回过头来都觉得很坏。作家实在是一种手艺人，文章写得好，就是活儿做得漂亮，窗外的空地上有织网套的，斜斜地背了木弓，一手拿木槌掸敲弓弦，在嗡嗡铮儿的音律里身子蛮有节奏地晃动，劳动既愉悦了别人，也愉悦了自己，事情就这么简单。如果说，作家职业是最易心灵自在，相反的，也最易导致做作——好作家和劣作家就这么分野了——目下的现实里，甚多的人热衷于讲“世界”，讲到很玄乎的程度，如同四个字的“深入生活”，原本简单普通的话，没生命拿什么去写呀，但偏偏说得最后谁也不知道深入生活为何物了。还是不要竭力去塑造自己的庄严形象，将一张脸面弄得很深沉，很沉重；人生若认做荒原上的一群羊，哲学家是上帝派下来的牧人，作家充其量是牧犬。
文坛是热闹场，尤其是我们身处的这个时期，贾母在大观园里说过孙女们一个与一个都漂亮得分不清，在化妆品普遍被妇女青睐的今日，我们常常在街头惊叹美女如云。文学上的天才和小丑几乎无法分清，各种各样的创作和理论曾经撵得我们精疲力竭（一位农村的乡长对我说过，落实层层上级的指示，忙得他没有尿净一泡尿的时间，裤裆总是湿的）。忽然一想，许多的创作和理论，不是为着自己出头露面的欲望吗？它其实并没有自己大的志向，完整的体系，目的是各人在发表自己的文章而已，蝌蚪跟着鱼儿浪，浪得一条尾巴也没有了。
供我们生存的时空越来越小，古今的，中外的大智慧家的著作和言论，可以使我们寻到落脚的经纬点。要作为一个好作家，要活儿做得漂亮，就是表达出自己对社会人生的一份态度，这态度不仅是自己的，也表达了更多的人乃至人类的东西。作为人类应该是大致相通的。我们之所以看懂古人的作品，替古人流眼泪，之所以看得懂西方的作品，为他们的激动而激动，原因大概如此。近代的中国史上一句很著名的话：“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进而发展的在文学史上只能借鉴西方写作技巧的说法，我觉哪儿总有毛病发生。文学或多或少，或大或小，都是要阐述着人生的一种境界，这个最高境界反倒是我们借鉴的，无论古人与洋人。中国的儒释道，扩而大之，中国的宗教、哲学与西方的宗教、哲学，若究竟起来，最高的境界是一回事，正应了云层上面的都是一片阳光的灿烂。问题是，有了一片阳光，还有阳光下各种各样的，或浓或淡，是雨是雪，高低急缓的云层，它们各自有各自的形态和美学。这就要分析东西方人的思维了，水墨画和油画，戏曲和话剧，西医和中医。我们应该自觉地认识东方的重整体的感应和西方的实验分析，不是归一和混淆，而是努力独立和丰富，通过我们穿过云层，达到最高的人类相通的境界中去。“越是民族越是世界”的言论，关键在这个“民族的”是不是通往人类最后相通的境界去。令人困惑的是理论界和创作界总有极端的思潮涌起，若不是以中国传统（实际上很大程度并不是中国传统）的一套为标准，就是以西方的做规则，合者便好，不合者便孬，制造了许多过眼烟云的作品，又是混乱了许多的创作不知所措。或许也偏颇了，我倒认为对于西方文学的技巧，不必自卑地去仿制，因为思维方式的不同，形成的技巧也各有千秋。通往人类贯通的一种思考一种意识的境界，法门万千，我们在我们某一个法门口，世界于我们是平和而博大，万事万物皆那么和谐又充溢着生命活力，我们就会灭绝所谓的绝对，等待思考的只是参照，只是尽力完满生命的需要。生命完满得愈好，通往大境界的法门之程愈短，如果是天才，有夙愿，必会修成正果，这就是大作家的产生。
在美国的张爱玲说过一句漂亮的话：人生是件华美的睡袍，里面长满虱子。人常常是尴尬的生存。我越来越在作品里使人物处于绝境，他们不免有些变态了，我认做不是一种灰色与消极，是对生存尴尬的反动、突破和超脱。走出激愤，多给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来，幽默由此而生。爱情的故事里，写男人的自卑，对女人的神驭，乃至感应世界的繁杂的意象，这合于我的心境。现在的文学，热衷于写西方气质的男子汉，赏观中国的戏曲，为什么有一个小生呢，小生的装扮、言语，又为什么是那样，这一切是怎样形成的呢？古老的中国的味道如何写出，中国人的感受怎样表达出来？恐怕不仅是看做纯粹的形式的既定，诚然也是中国思维下的形式，就是马尔克斯和那个川端先生，他们成功，直指大境界，追逐全世界的先进的趋向而浪花飞扬，河床却坚实地建凿在本民族的土地上。
四十岁说（2）
我是一个山地人，在中国的荒凉而瘠贫的西北部一隅，虽然做够了白日梦，那一种时时露出的村相，逼我无限悲凉，我可能不是一个政治性强的作家，或者说不善于表现政治性强的作家，我只有在作品中放诞一切，自在而为。艺术的感受是一种生活的趣味，也是人生态度，情操所致，我必须老老实实生活，不是存心去生活中获取素材，也不是弄到将自身艺术化，有阮籍气或贾岛气，只能有意无意地，生活的浸润感染，待提笔时自然而然地写出要写的东西。
还是寻出两句话吧，这是我四十岁里读到的，闷了许多日，再也不可能忘掉的话——
之一，是我跟一位禅师学禅，回来手书在书房的条幅：“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
之二，夜读《八大山人画集》，忽见八大山人，字个山，画像下几行小字：
“火木土金水咦，个有个而立于－＝≡＝＝×之间也，个无个而超于×＝＝≡＝－之外也，个山个山，形上形下，圆中一点。”
五十大话
病是生与死之间的一种微调，它让我懂得了生死的意义，像不停地上着哲学课。
差不多半个月的光景吧，我开始睡得不踏实：一到半夜四点就醒来，骨碌碌睁着眼睛睡不着。又突然地爱起了钱，我知道我是在老了。明显地腿沉，看东西离不开镜，每一颗槽牙都被补过窟窿，头发也秃掉一半。老了的身子如同陈年旧屋，椽头腐朽，四处漏雨。人在身体好的时候，身体和灵魂是统一的也可以说灵魂是安详的，从不理会身体的各个部位，等到灵魂清楚身体的各个部位，这些部位肯定是出了毛病，灵魂就与身体分裂，出现烦躁，时不时准备着离开了。我常常在爬楼时觉得，身子还在第八梯台，灵魂已站在第十个梯台，甚至身子是坐在椅子上，能眼瞧着灵魂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曾经约过一些朋友去吃饭，席间有个漂亮的女人让我赏心悦目，可她一走近我，便“贾老贾老”地叫，气得我说：你要拒绝我是可以的，但你不能这样叫呀！我真是害怕身子太糟糕了，灵魂一离开就不再回来。往后再不敢熬夜了，即便是最好的朋友邀打麻将，说好放牌让我赢，也不去了。吃饭要讲究，胃虽然是有感情的，也不能只记着小时在乡下吃过的糊汤和捞面，要喝牛奶，让老婆煲乌鸡人参汤，再是吃海鲜和水果。听隔壁老田的话，早晨去跑步，倒退着跑步，还有，蹲厕所时不吸烟，闭上嘴不吭声，勤勤搓裆部，往热里搓，没事就拿舌头抵着牙根汪口水，汪有口水了，便咽下去。级别工资还能不能高不在意了，小心着不能让血压血脂高；业绩突出不突出已无所谓了，注意椎间盘的突出。当学生，能考上大学便是父母的孝顺孩子，现在自己把自己健康了，子女才会亲近。
二十岁时我从乡下来到了西安城里，一晃乎，数十年就过去了，虽然总还觉得从大学毕业是不久前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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